程耳就是这样一个导演,对待自己的创作,尽可能地摒除煽情和浮夸,始终保持着坦诚和清醒,追求节制并且精准。

 图| 程耳 

01.从没有“好好讲过故事

程耳是谁?

七年前,《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这个名字对大多数普通电影观众来说,是陌生的。七年后,《无名》上映,这个名字因为电影超过9亿元的票房,因为梁朝伟和王一博,因为这个同样发生在旧上海、讲着上海话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了。

 图| 《无名》中的王一博 

 图| 《无名》中的梁朝伟 

这七年,程耳似乎并没有变化——比如他讲述故事的方式,比如他对上海和上海方言的某种偏爱,比如他对电影创作的虔诚态度。

尽管被比较,《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导演拍摄的另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更聚焦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从1999年那部艳惊四座的毕业短片《犯罪分子》算起,程耳迄今只交出了四部长片,但却无一例外地烙印着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有人戏谑说,他总是把电影的时间线搞得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又把人物的内心和动机搞得暧昧不明。当被问及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好好讲故事”,程耳回答:“我没有按照顺序说过一个故事。”但他马上补充,“我不认为这(非线性叙事)是一个值得去说的事儿,很多人都在(结构上)这么做”。

程耳199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入学一个月后,他看到了昆汀的《低俗小说》。“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电影的结构、单场戏的表达都庄重而戏谑。”第二个让他投入思索的导演是布努埃尔,“我开始了解如何结构故事,他的细腻和优雅也影响了我”。第三个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影片呈现出的宿命感以及悲悯之心同样打动了程耳。于是,从毕业作品《犯罪分子》起,他尝试着在一个具有可看性的故事基础之上,尽可能地融入个人表达。

那些年,程耳的作品一方面具备了悬疑、犯罪、谍战、动作这样的类型元素,并且大多时候与知名演员合作,但却几乎每一次都会遭遇“过于文艺和晦涩”的争议,以至于这一次他在预告片里自我调侃地打上了“超级商业片”五个大字。至于故事的结构,虽然程耳并不否认当时间打乱后,把最初的选择和后来的结果直接对比给观众,它会带来一种思索,而且会凸显一种宿命感,但他仍然为自己“澄清”:“从写剧本的第一行字开始,我就是顺其自然地叙述,而不是刻意故弄玄虚或一定使用某种结构。”

02.从没有学说过上海话

关于“顺其自然”,程耳还举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在上海生活了许多年,常常吃炝虾。在某一次吃的时候,我也像剧中的人物一样凝视过这些虾。除了美味,我一定也在内心感受到某种残酷性或者恻隐之心。”之后,它很自然地出现在《无名》的剧本里,第一次出现是在王传君的凝视之下,第二次出现则参与到整个结构和叙事中。“我的剧本中所有的元素都是遵循这样的逻辑。留意生活,在反思或批判中,一些人物、场景抑或物件都会渐渐在心里留下来。始终无法忘怀的那一部分,会自然流露于笔端。我认为这才是严肃电影创作的真实过程。”

始终无法忘怀的,一定还包括那段历史。程耳说,他个人对近代史比较感兴趣,也在写名为《东亚往事》的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的缘起都来自于阅读。渐渐地,一些人物、事件、场景甚至物件会在心里沉淀下来,难以忘怀。”这些挥之不去的,最终流淌、汇聚成两个剧本、两部电影。程耳又说,其实电影所聚焦的年代并不要紧:“我们拍了一段动荡的岁月,动荡的岁月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始终是人。每一个个体,无论职业、阶级、境遇,都被裹挟在历史之中。”他说,无论投资大小,也无论题材年代,自己电影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未变,“是人性的复杂性”。

话虽如此,《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中对于上海的细腻描摹,对于本地方言大篇幅地运用,还是被反复讨论。对此,程耳解释说,方言是能够让观众最快进入电影中预设情境的“最省力”的办法。这个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的湖北男人说,尽管他对这座城市有着特别情意,但他从没有试图学习、掌握上海话,“那是不可能学会的”。他笑着补充说,“上海话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上海人都认为人家的上海话是不灵的。”

03.从没有放低任何标准

不过,导演认为王一博还是很有语言天赋的,上海话还是蛮灵的。无论在上映前媒体见面会上,还是这次专访中,程耳都特别提到了王一博令他惊喜的语言学习能力,“连我们现场的上海话老师也觉得意外”。这个青年偶像在这个春节遭受到争议,也在程耳的意料之外。“我们直到上映,也不会想到问题是这么严重的(电影上映后,王一博的表演引发了巨大争议。在大年初三其他贺岁档已经出分的时候,《无名》的豆瓣主页仍显示‘暂无评分’,短评区甚至将‘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随机展示部分短评,请谨慎参考’置顶)。因为我们不会去那么揣测别人。”

虽然程耳坚持说,评论应该是自由的,他不会介意,也不会被影响,他甚至非常笃定,“不认为类似于这种言论对口碑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当被问及,是否会有一刻觉得自己看错了这个全片最早定下的青年演员,程耳回答时候的审慎,大抵与他对待自己电影的严肃是一致的。他说:“会这么问,其实因为你很难让观众了解,我对标准的严苛程度。”他说,其实每次拍戏都会碰到问题,甚至也会有反复调整还不能够让他满意的表演,“碰到实在是拍不成的演员,那我的办法是彻底把这个人物删掉。因为我不会让不准确的东西最终呈现出来。”

04.从没有想要孤芳自赏

“他们并不了解一个严肃的创作的出发点。”程耳或许很难向那些还没看过电影就泼来脏水的人解释,他对待自己的作品,是如何追求克制与精准。比如,他会在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自己默不作声地读一遍,确保每一个字都是通顺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比如,他在整个拍摄期间,几乎从不外出就餐、喝酒,直到杀青那晚才和大家一起出门聚餐,“喝了一点酒,也没有到‘很多’的程度”;比如,即便拍摄素材都有着工整的构图、讲究的光影、细腻的表演,但他在剪辑台前还是手起刀落,“你的细节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真的在为你的叙事服务?不是的话,我都会毫无眷恋地剪掉。大概这次剪掉了三分之一。”

 图| 程耳 

或许,程耳也很难向许多批评者解释,尽管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找到了个人风格,但他从来也不认同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简单划分,“商业和艺术的划分,边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他始终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融合作者性和商业性,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到更多观众面前。《无名》上映这一个多月,他为这部电影跑了很多路演,见了很多观众,做了很多采访。他说自己尽可能立足于真实的历史、人性和情感;他很高兴《无名》的完成度较之以往更高了;他像是自勉更像是呼吁,“我希望电影的创作能够严肃一点”。在他心里,做电影永远有一条底线不可妥协:“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位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

正是这样一个导演,却在1月23日,在自己新片上映的第二天,在他回到拍摄地上海即将参加路演的时候,写文章说“电影并不重要”。程耳在那一天,并不隆重,却很郑重地宣告,自己的下一部电影《人鱼》将在今年夏天开机,依旧会跟王一博合作,并在亚洲多处取景,“这一次我们将关注那些无力过年的人们”。

当我问他《人鱼》究竟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导演严谨依旧:“不是我不愿意讲,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把剧本写出来,还没有写完。”不过,他说这个故事拍起来会“便宜”一些。翻开他那本已经出版了七年的短篇小说集,《人鱼》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一个在海底世界扮演美人鱼的普通北漂女孩,正为生活辛劳奔波。(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