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望战后中日两国从民到官恢复交往，特别是在邦交正常化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的岁月里，在文化交流和民间交流层面，一些有影响的日本电影在帮助中国民众了解日本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

今天我就从个人观影体验的角度和大家分享我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中日恢复民间交往之后，中国曾引进一批如“前进座”等日本左翼团体及电影人拍摄的进步电影。比如木下惠介的《二十四只眼睛》、山本萨夫的《箱根风云录》、新藤兼人的《缩影》等都给当时的中国观众留下印象。但是，同时期其他日本导演的作品则少有引进，战后日本电影的主流和全貌还鲜为人知。

不过，山本萨夫导演的作品因此很早便为中国观众知晓，他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拍摄的社会派电影《华丽的家族》《金环蚀》《阿西们的街》《啊，野麦岭》等，在80年代为中国观众了解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直观生动的文本。而新藤兼人的电影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第五代导演产生了直接影响。张艺谋的《红高粱》中就能够看到其影响的影子。在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定语境下，普通观众更多知道的是山本萨夫，而不是黑泽明或小津安二郎。

日本的纪录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巨匠涌现，迎来辉煌时刻。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是两位代表性人物，小川绅介的作品《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土本典昭的作品《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虽然无缘完整地在中国上映，但其片段被当时的中国新闻纪录片引用，让中国观众直观地了解到高速成长期日本出现的征地与公害等社会问题。1971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就有大段对小川绅介作品中三里冢成田机场征地抗争的引用，令人至今难忘。

小川绅介后来发起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为中国乃至亚洲新纪录片导演提供了交流平台，中国导演彭小莲将小川绅介的遗作《满山红柿》剪接完成，更是一段感人的佳话；土本典昭在21世纪初多次来到中国，与年轻纪录片导演深入交流。他在昆明出席人类学影像研讨会时呼吁借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以人为本规划城市，不要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可以说，土本导演在中国撒播下了环保纪录片理念的种子。

如果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还影响有限，那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日电影交流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这段时间里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都能够经常看到译介过来的日本电影。

1979年日本电影周拉开了中日电影大规模交流的序幕。引进的作品中有反思战争与妇女问题的《望乡》，有反映日本现实社会问题的《追捕》，反映日本自然之美的《狐狸故事》。熊井启导演的《望乡》中田中绢代、栗原小卷、高桥洋子的精湛演技；佐藤纯弥导演的《追捕》中高仓健、中野良子、原田芳雄、田中邦卫的出色表演；藏原惟善导演的《狐狸故事》中摇滚风格的音乐和拟人化的动物纪录片手法都令中国观众耳目一新。

此后整个80年代，栗原小卷主演的《生死恋》、松坂庆子主演的《莆田进行曲》、森谷司郎导演的《日本沉没》等作品风靡中国，为当时还难以走出国门的多数中国观众带来了对邻邦日本无尽的视觉想象。

不过回顾整个这段时间，对中日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作品还要数《追捕》。这部电影值得我们稍作一点深入的分析。

高仓健通过《追捕》带给中国观众一个刚毅、寡默的男子汉形象，一时间他的穿着成为市井青年效仿的时髦，他与真由美大胆的爱更使他成为理想的情人偶像。

中野良子塑造的性情奔放的真由美，在中国被讹称为“真优美”，深受中国观众喜爱，她本人也因此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

导演佐藤纯弥因为《追捕》带来的名声，于1982年执导了中日首部合拍电影《一盘沒下完的棋》。他的另一部反映战后日美恩怨情仇的作品《人证》，也因一首《草帽歌》在中国轰动，几代人传唱，直到今年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中还引用了这首歌曲。

不过他的《追捕》更是一部在中日交流史中无可替代、无法复制、不容追随、影响隽永的独一无二的奇迹作品。

受《追捕》的启发，在80年代初，一系列情节上、音乐上、人物关系上与之高度互文的平反冤假错案题材的电影，如《四零五谋杀案》《主犯在你身边》《戴手铐的旅客》密集问世。其中《戴手铐的旅客》在情节上以及人物设定上与《追捕》有高度互文性。

高仓健在《追捕》中与中野良子在北海道展开的爱情令中国观众对北海道留下印象，此后，山田洋次导演的《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通过高仓健与倍赏千惠子的出色演技和北海道的辽阔风光再次俘获了中国观众的心。

降旗康男导演的《兆治的酒馆》则又一次把高仓健和北海道小镇的市井人情展示给中国观众。正是从《追捕》开始的这一系列密集的北海道故事在中国的讲述，才有了2008年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对北海道外景地的选择。

该片成功以后，大批中国游客涌向北海道。日本其他地方政府纷纷与冯氏接洽，试图复制这一盛况，却奇迹不再。事实上，根植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观众心中的对北海道的上述美好记忆持续发酵才是该片获得成功的真正远因。《非诚勿扰》一片中男女主人公在草坪上玩人熊嬉闹的游戏，正是对《追捕》中杜丘从熊口中救下真由美这一桥段的致敬。

在此之前，1986年丁荫楠导演在拍摄《孙中山》时，日本实拍部分就启用了《追捕》中的两位演员——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和扮演矢村警长助手细江的大和田伸也。他们在片中分别扮演了宫崎滔天夫妇。当时，中野良子名下的“真由美会”，对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许多帮助。

2005年，张艺谋终于实现了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立下的夙愿：在他执导的作品《千里走单骑》中，请到了高仓健出演片中的男一号。这部为高仓健量身打造的电影，还得到了高仓健多年电影搭档——导演降旗康男的合作，片中的日本部分就是由降旗康男完成的。尽管导演风格明显不同，但两国导演以这样一种方式合作完成这部作品，也算是中日电影交流史上的一段“和而不同”的佳话了。

与《非诚勿扰》时隔9年，2017年吴宇森导演以《英雄本色》的风格拍摄了《追捕》同名电影。在这部作品中，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冬人切换为张涵予饰演的中国律师杜秋。尽管由于没有拿到电影的改编权，说不上是对佐藤纯弥原作的翻拍，只是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重新创作，但影片中美剧小站的人物与情节设定还是能够看到40多年前那部《追捕》的影子。佐藤纯弥的《追捕》对中日人文交流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樋口真嗣重拍的《日本沉没》在中国上映。与1973年版同名作品的比较，中国观众感受到时隔20多年中日关系沧海桑田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中国观众中兴起了新一轮日本电影热。以电影为媒介的中日人文交流以更为多元的形式在年轻一代中展开。特别是以吉卜力工作室作品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片，老少咸宜，好评如潮。不过人们在影院看到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电影，还要等到很晚以后。

2008年，就在冯小刚拍摄《非诚勿扰》，唤起对80年代日本电影的记忆乡愁时，泷田洋二郎导演的《入殓师》进入中国观众视野。主人公不屈服于逆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匠人精神赢得了中国各阶层观众的尊重。

泷田洋二郎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电影起先在日本因为题材原因并不被看好，由于首先在中国的大连电影节上获奖受到关注，并在后来又在蒙特利尔电影节获奖，才在日本得到重视，卖出了票房。这也是日本电影影响了中国，之后又在中国的影响下，反过来影响日本的一个案例。

泷田洋二郎导演在中国赢得的名声，使得他有可能像当年佐藤纯弥导演那样，成为新的中日合拍电影的领军人物。

当年看《望乡》这部电影时我还是个少年。熊井启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社会派导演，满怀同情地描述了日本走向战争年代的时候，一个社会底层的女性悲惨的海外卖身经历以及战后遭受的社会歧视。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术交流中接触过熊井启导演，我向他表示了对这部帮助我个人认识日本历史原点的作品的敬意。

在本世纪初的一次青年纪录片交流活动中，我认识了年轻的日本导演中村高宽。他和熊井启完全是两代人，对历史认识的角度也很不一样，但他用了整整8年时间完成了和熊井启挑战的题材非常接近的纪录片《横滨玛丽》（2006）。

这部描写战后因美军占领流落在横滨的站街女的作品，将一个人的传说与整个城市的历史与传说交织在一起，娓娓道来，仿佛就是《望乡》的续集，但角度和手法却完全不同。许多中国观众在线上浏览过这部传说中的作品。纪录片完成后，他又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手记。今年，由我翻译的这部手记刚刚在国内出版面世。

从个人观影史的角度接触日本电影，并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观察甚至介入通过电影进行的文化交流，这种收获感真是非常令人欣慰。而这些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日本电影，今后仍将通过无数个体的观影体验，为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知发挥作用。

作者/王众一

作者简介

王众一，1963年出生，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外语系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日文月刊《人民中国》总编辑。

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东京大学从事表象文化研究。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传播、大众文化、翻译学实践与理论等方面，特别对电影与传播的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等有较多关注，著有随笔、评论与人物专访等。

近年尝试以汉俳形式汉译日本俳句、川柳，并从事汉俳、俳句创作。著有《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等，译著有《溥仪的后半生》《中国衣饰文化》《日本电影100年》《日本电影的创新激情》《严复——中国近代探寻富国强兵的启蒙思想家》《日本电影110年》《横滨玛丽》等。

来源：JapanFoundation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