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是见多识广的,观众是什么都能够理解的,不要总是觉得他们看不懂,总是去给他们看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让观众在这个春节档,看到他们见所未见、觉得不可思议、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叙述以及表达”谈到新片《无名》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导演程耳如是说道。

于大年初一上映的《无名》,通过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奋斗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特科,在隐蔽战线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过程的再现,表现了在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党的秘密战线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不可取代的贡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无名》在注重商业性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程耳个人的作者表达,用极具魅力的叙事方式与影像风格,带给了观众在这个春节档最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

程耳是目前国内最受关注的年轻创作者之一,他的作品不多,上一部长片《罗曼蒂克消亡史》已经是7年前的作品,但他却在影迷群体间备受赞誉,因为他的作品总是有着鲜明的个人烙印,可以将看似简单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观众看他的电影不仅仅是观看者,更是解谜者,当掀开重重帷幕后才发现,原来故事远比自己想象得更复杂。

从《犯罪分子》到《第三个人》,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再到这一部《无名》,程耳努力在创作上进行更多元的探索。包括此次与梁朝伟、王一博的合作,也激发了作为演员的他们更加令人惊艳的潜能。谈到与王一博合作的感受,程耳赞叹地说道:“结果一定是超出预期的,确实非常惊喜,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特别提到了影片中的两场重头动作戏,都是由王一博完成,而且拍摄难度很大,“他的教养与品德,确实是带给人很舒服的感觉,而这些也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完成这个角色。”

Q&A

提问:之前看了你的采访,你提到并不是很希望用悬疑或者谍战这样的标签来定义《无名》这部电影,所以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一开始的创作理念是什么样子?预想它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程耳:我觉得也谈不上说我不希望,这种标签都是在电影上映之后,观众或者是媒体去赋予,重新分类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从我们写剧本,包括我们的拍摄初衷,并没有把它定位成一个谍战片或者单一的事件。因为我理解的谍战片,它是非常单一的事件,看主人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给予这个故事一种时代感。所以我预期《无名》是一部史诗化的电影,关于那个年代,关于那一段历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可看性会有任何降低,我们的视角更宏观,当我们把距离拉开之后,是去描绘每一个人物在更广阔的时间维度里,他们命运的变化以及那种力量感,戏剧性其实是能够凸显的,而且是更加充分的。

提问: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以及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这两个人物特别复杂,他们当中有过很多挣扎、矛盾的彷徨时刻,当然最后他们也做出了认为是对的决定。你在设计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

程耳:梁先生和一博饰演的角色,这两个人物都是我们笔墨比较多的,他们各自代表了他们的出处、来路以及最终的归宿。他们既有个人命运强烈的戏剧感,同时又有当我们将个人命运投射到历史洪流中的一种不胜唏嘘也好,一种宿命也好。总之我们在试图平衡一种历史感以及戏剧性,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维度或者语境之下,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使电影既便于思考,又便于观赏。

提问:我们看到你之前的创作手记,感觉是一个很典型的完美主义者,甚至在创作上有一点点偏执。这个作品创作的时间很长,筹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困难或者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

程耳:还好,我其实没有那么偏执,我挺好商量的。无论是在剧本的创作中,还是在现场,我还是有充分的灵活性。不过我会建立不可逾越的一道坎,在这个之上我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包括演员的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我们拍摄还挺顺利的,这种顺利真的是基于每一位演员的专业度,以及我们非常专业的剧组。当然我们每天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好像都能够解决,因为我们确实提前做了很多功课,工作非常细致和缜密。对于我来说,我在现场最大的困难无非是如何去跟演员交流,最后实现最准确的表达。其他的困难我们在拍摄前就已经解决了,比如说场景的问题,比如我们常常需要涉及下雨,这些都是好解决的。

提问:你刚才提到和演员的沟通,梁朝伟先生说你在片场的时候,你们之间不太交流,没有那么密集的沟通,所以你和梁先生有什么独特的沟通方式吗?

程耳:因为梁先生是一个阅历非常丰富的人,他刚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吃饭会讨论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籍,他涉猎非常广泛。梁先生自己的说法是,好像跟程耳拍戏不需要说那么多话,其实就是沟通成本很低,大家只是说一句完全不着边际的话,却都能够心领神会,还是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包括能够请到梁先生来演绎这样一个角色,最后实现的效果很出彩。

提问:有两场戏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两场动作戏,第一场是王一博攻击敌人一镜到底,第二场就是他们梁先生和王一博两个人从楼上打到楼下,我觉得这两场戏都还挺难拍的,不知道实际拍摄时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大概拍了多少次?

程耳:对,这个会相对困难,因为它是武戏,包括你说的第一场,它不单单是一个长镜头,它同时是在室外,而且我们设定的它是下雨的环境。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正好碰到上海在刮台风,那个场景,包括整个雨景的设计,在台风天里其实是有一定危险的,所以我们停就停了得有两三次。还有体力的问题,无论是一博的体力还是武行兄弟的体力,因为是长镜头,对体力的透支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最多可能一个晚上能够拍5条,有时候拍4条,大概拍了7个晚上,所以一共拍了30条左右,我用的是倒数第二条,一博确实很辛苦,因为他一攻击手背突出的部分都会破裂,只要打一条马上就破了,血就流出来。可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很认真地完成了,没有任何怨言。

提问:梁先生和王一博的那场打戏又拍了多久?那个应该很复杂。

程耳:对,那个就更复杂了,大概他们训练了一个礼拜。我们用软的材质,其实就是泡沫箱以及纸箱,按照他们最终要去打的环境,在棚里搭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环境,大小结构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大概训练了得有一个礼拜,拍摄大概拍了9天,也是非常辛苦。

提问:这两天在很多场合,你都对王一博的评价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你也说他是《无名》第一个确定的演员,这次与他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程耳:结果一定是超出预期的,确实非常惊喜,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博我们经常一天拍他,甚至最长的一次连续拍了40多个小时,但他仍然保持着谦逊的态度、礼貌的习惯,他的教养与品德,确实是带给人很舒服的感觉,而这些也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完成这个角色。

提问:其实这部电影我们除了想看演员的表演,还想看到程耳本人的作者表达,不管你是在做一部商业片也好,还是在做一部文艺片也罢,你一直都有程耳自己在影像风格、叙事节奏上的坚持。你觉得这个坚持的信心来源是什么?

程耳:我觉得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观众一定能感受到。电影是特别朴素的语言,人人都能看懂,我不认为它有多么难解读。将时间线打乱可能是我叙事的基础和前提,我也没有想过换一个叙述的方式。具体到《无名》来说,它肯定比《罗曼蒂克消亡史》要更加易读,因为整体上它完全是浑然一体的,它所有前面的“扣子”在后面都有了呼应,这些呼应也好,结构上的处理也好,不涉及到读解,只是为了给观众更多的快感:原来这只柴犬的下落是这样的,原来日本兵的下场是那样的,或者说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包括这么局促不安、这么可笑的一个人,原来是那样了不起的身份。我觉得每一个人物的处理,都还是力图让大家有意外的感觉。我们不要顺拐地去诉说一个故事,因为观众是见多识广的,观众是什么都能够理解的,不要总是觉得他们看不懂,总是去给他们看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让观众在这个春节档,看到他们见所未见、觉得不可思议、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叙述以及表达,这一直是我们的初衷,我也相信观众会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