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张佳

（本文涉及部分剧透）

人物的格调，方言，快速剪辑的凌厉而令人赞叹的镜头，《无名》的预告片表现出与导演程耳的前作《罗曼蒂克消亡史》相近的品质。或许也是出于对此的顾虑，片方在预告片中急于宣告自己的站队：“超级商业片”。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无名》的每一个镜头都做到了精致打磨，人物言行神秘、做作而不失优雅，两个插科打诨、起到重要作用的小人物（其中之一还都是王传君），室内打光模仿《教父》的百叶窗配棕黄色布景，情节透露恰到好处又做了大量省略。更重要的是，它保持了从《第三个人》以来，程耳对文本结构的偏好。

纵观程耳以往的作品，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文本结构加以剪辑，打乱故事时间顺序，隐藏关键信息，从而把每一个镜头变成孤立的动作，每一场戏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人为地制造观众理解的困难，再在后面的故事中重复某处细节或前文片段，把众多碎片重新编织到故事线索当中，解答悬念。《第三个人》是隐藏高圆圆知道徐峥的罪行，《边境风云》没有说明孙红雷、王珞丹和倪大红的关系，而《罗曼蒂克消亡史》则掩饰浅野忠信的身份，制造反转。类似的，《无名》也同样没有透露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人所饰角色的身份和关系，在前文情节的细节中留下不合情理的疏漏，待到补全细节后进行反转。

这样对文本结构的剪辑可以有效地制造故事悬念，尽管它往往会让观众在中途就因为理解的困难而放弃观看，但当答案揭晓的那一刻，恍然大悟的解密效果依然会实现。更重要的是，它制造了一种快速、简洁的剪辑风格，每一刀都剪得果断干脆，但在保留的这一段戏里，镜头却缓慢从容，人物动作悠然自得，二者间强大的张力形成一种独属于程耳的美学风格，它和精致、做作、独具格调的布景和台词一起，让片子拥有了无需理解的迷人魅力。

然而，这样的结构安排在《无名》中却没有突出其必要性。因为没有《边境风云》明确的章节，也没有《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相对清晰的故事线索，《无名》在开场后很长时间，故事处于无序、难于理解的状态。故事的错乱与线性发展的宏观历史——1938、1941、1944、1945这几个时间节点相交织，更扰乱了观众的解读。并且由于人物的身份和关系没有提前告知，一些用于完善人物形象的情节（如江疏影饰演的角色被梁朝伟释放）没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它们像无意义的碎片一般在进度条的流逝中飘散，只能作为单薄的信息，在答案揭晓后，被观众似有若无地提及。

正是这种剪辑必要性的缺失，《无名》对文本结构的非线性安排，更像是为了悬念本身。当我们看到梁朝伟用近乎夸张的演技面对黄磊，袖子上的一滴血迹进入视野，我们为某种未被揭晓的可能性迟疑片刻，又马上被带入下一场戏。直到梁朝伟和黄磊的关系被揭晓后，我们才想起开篇的迟疑。在这里，片头的信息是没有必要的，其存在除了展现梁朝伟的惊人演技和他吃早茶的优雅动作外，仅仅是为了干扰观众的视听，阻碍理解，并为后面简单明了的解答制造悬念——这连伏笔都算不上。

由于影片为了这类悬念的设置安排了太多碎片，导致本应用于填充故事和人物的篇幅被悬疑本身占据，编剧用尽全部的精力打造人物身份、关系这些谍战的符号，再把他们切碎、打乱，而故事发展、人物性格、情感内核却缺少必要的提及，这造成我们在答案揭晓后感到失望：过去的一个多小时没有看到什么干活，仅仅是再为谍战符号本身炫技。

对故事缺少必要的经营，《无名》中人物的许多言行抉择缺乏了可信度和合理性。（以下涉及剧透）例如同为共产党的王一博毫无必要地对女友张婧仪过度隐瞒自己的身份，致使后者丧命；王一博与张婧仪吵架后突然袭击日本士兵，与他后面故事里欺骗森博之所表现出的颇具城府的形象相矛盾；而王一博在梁朝伟在没有任何人监视的情况下，假戏真做，把一场毫无必要的肉搏表现成黑色电影，更是近乎荒谬，似乎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超级商业大片”。如果我们在答案揭晓后会为前文留下的悬念赞叹，那这些明显的疏漏、符号化经营的痕迹，则大大削减了观众对编剧的信任。

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地用詹姆逊之流的理论去抨击电影制作的“后现代性”，就像张艺谋之于色彩，昆汀之于动作，在晚期资本主义统领艺术的时代，符号超越了“现实主义”扎实的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成为了“拜物教”里唯一的神，钞票的源头与归宿。然而，这样的批评是结论先行、不负责任的，我们可以不加思考地把它用在任何想要批判的对象身上，似乎看起来都说得通。真正能理解艺术的分析，或许也是唯一有效的分析，是对其技术手段的解读，作者用什么方式（语言）表现了这些东西，他的目的是什么，最终有没有达成，这样的计划和运作是否合理。

程耳自《犯罪分子》以来，就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故事和人物的不屑一顾，精致的视听语言本身是他追求的目标，而对视听的雕琢可以很好地作用在他对悬念、凶杀、作者霸权的偏好上。在他的电影里，每一场戏是独立的，人物活跃在孤立的画面里，不期待理解或阐发，他仅仅是此时此刻的审美对象，一个模特。

程耳对演员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与布列松的“模特”相契合。所不同的是，布列松期待极致情感状态的静止呈现，而程耳更偏爱一举一动的格调本身。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用上海话念出的“点心”和三人低头吃小笼包的动作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陆先生葛优，这位上海滩大佬，在枪林弹雨中自信从容地缓步退场，更是片中的经典桥段。这种不接地气、矫揉造作的腔调，通过程耳的剪辑和视听，具备了十分迷人的魅力。

这种魅力在《无名》中也几度出现。梁朝伟开篇右脚皮鞋点地，室内明暗处理的面孔打光，大量声画分离的衔接，特工审问的从容，缓慢的镜头推动与快速剪辑。然而，当悬念成为影片雕琢的首要目标后，所有的腔调经营都被破坏了。人物真诚而用力的念词让胸中城府功亏一篑，影片氛围因为多重元素和野心的杂糅难于统一，梁朝伟最后在王一博的刺激下，激动地扑向卡车，更让角色漫长的塑造毁于一旦。整部影片的腔调都崩溃了，或者说，是悬疑之外，已无暇兼顾太多。

在这部讲述抗日战争的片子里，主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可想而知影片制作的艰难。在《无名》里，程耳不时地表现出超越《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更大野心，前作里用于拍摄人物奔跑动作的俯拍大幅镜头，在这里拍摄了广州被日军轰炸后的城市残骸。惊心动魄的音效处理与正视历史的严肃画面相辅相成。他或许想在二者之间努力，在保持腔调的同时，完成对这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的讨论，达到某种“举重若轻”的效果。

我们能看到在拍摄城市废墟时，导演通过一只残疾的狗推动叙事。它穿梭在倒塌的楼宇间寻找避难所，被国民党士兵驱赶，用食物引诱到瓢泼大雨中。一个不值一提的“无名”视点往往可以有效表现历史的沉重和不堪，在宏大而冷漠的叙述里，以反讽的姿态提出更诚实的悲悯。程耳做到了。类似的，他用袖子上的一滴血暗示梁朝伟与黄磊的角色联系，一个俯拍镜头，梁朝伟反复用手绢擦拭血痕。导演轻巧地流露出画面背后的沉重和不安。

然而，这样的设计没能挽救影片符号化造成的“头重脚轻”。尽管与《边境风云》中的毒贩、《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黑帮一样，《无名》从同样的负面角色汉奸入手，试图提供某种对历史的观察和讲述，但这样的安排也给影片自身造成叙事难度。在叙述历史的野心面前，导演显得束手束脚又举足无措，他把过多的精力投放在悬疑符号本身，似乎也成为对这更大野心的迂回前进。遗憾的是，他的野心没能正面表述，历史依然高傲地耸立在文艺之上，故事里只作为背景含沙射影地出场，其严肃面孔冷若冰霜。在这崇高而重大的历史面前，影片对悬疑符号的经营，对腔调的追求，都显得虚伪而做作。面对真实的杀戮和阴谋，两块排骨已经无法再起到反讽和支撑的用途，反而显得可笑——它没能撬动历史，却是无法言说的历史压倒了它们。更何况，如若与人物的共产信仰相结合，腔调和故事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如果说《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我请教过导演了，导演没准备让大家看懂”这句话，可以单独拿出来评价影片，那《无名》中张婧仪的台词也能起到相近的效果：“我厌恶你衣冠楚楚的样子”。

对程耳来说，《无名》并不是他能拍出的最好影片，在当下语境中，这个题材没有留给他更多的发挥余地。然而，他用自己非主流的切入视角、独具格调的视听语言、非线性的叙事方式重述历史的野心，在国内电影市场中，依然值得我们表示敬意。《无名》对视听享受与商业制作的融合，使其成为春节档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也让我们期待这位低产的导演找到下一个更能展露身手的艺术空间。‍

关于作者：张佳，在读文科博士，学术打工人，写小说，关注文学与思想史、电影批评、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