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菱艳》里的红舞鞋，像一种魔法，哪个舞蹈演员一旦穿上它，就会一直跳到生命终点。我们上译厂的人，都好像是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没有人逼迫我们穿这双红舞鞋，是我们自愿去穿的。”
中国配音表演艺术的“元老”苏秀曾这样形容她和她的战友们对于她们所开创的配音艺术的一生热爱。
配音艺术家苏秀。东方IC 图
1月7日晚，著名配音艺术家苏秀去世，享年97岁。
如果说译制片在半个多世纪前是国人面向世界看到不同风景的窗口，苏秀就是打开窗口最重要的幕后功臣之一。作为上海译制片厂的初创班子成员，她一生不仅通过生动传神的表演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声音形象，在导演方面对于译制片艺术的发展进益、人才培养和发掘方面对于后辈的影响，以及作为曾经辉煌年代见证人留下的详尽文献记录，都是她穿上红舞鞋一生的灿烂舞蹈。
“家庭妇女”误打误撞到译制片厂“大学”
苏秀祖籍河北，1926年生于东北长春。幼时父母都在中长铁路的学校当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她随父母从长春搬迁到哈尔滨。在东北的日子，苏秀逐渐认识到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满洲人，知道日本是侵略者，而不是什么友邦。”
苏秀从小要强，自小成绩优异的她是所有老师的宠儿，可上了女中，重点的学科是缝纫、烹调、家政，因为日本人主张妇女要回到厨房去，所以所有大学都不收女生。“这种帝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使她切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与愤怒。” 当时她崇拜的两个偶像，一个是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一个是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因为她们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亡国之恨；另一点是她们都卓有成就，说明女性不次于男人。我认为自己只要有好的学习环境也会学有所成，这就是我当年的人生追求。”
中学时的苏秀，因为歌唱得不错，被音乐老师推荐到合唱团。合唱团埋下苏秀第一个关于音乐表演的梦想种子，考上海音乐学院也成为后来她一度对上海向往的理由。不少好友写作关于苏秀的文章时都提到她爱唱歌这件事，甚至到晚年她在文章中依然会写下，“作一个音乐家曾是我少年时代最热切的梦想。”
在朋友的引荐下，她开始出演一部广播剧里的小角色。她很有天分，从一开始的“是的，太太”“好的，太太”等简单的台词，很快便能演到女主角。
高中毕业后，她不愿意在日伪的统治区读大学，受奴化教育，便去了北平读大学。谁知不久北平沦陷，苏秀被迫回到哈尔滨。抗日胜利后，苏秀结了婚，成了家庭主妇，后又随其夫来上海定居。
1950年初，报上登载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的启事，苏秀顺利地考取了。可惜由于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给刚刚解放的上海在经济上又增添了新的困难，所以原定作为专业的广播剧团演员，暂时只能是业余的。但她毕竟成了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广播剧团的演员。
之后，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苏秀报考了中央电影局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前身），当时电影局管演员工作的老师找她谈话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
当时的苏秀并不知道翻译片组是干什么的，但老师说“反正都是表演”，于是，刚刚年满24岁的苏秀穿着一身蓝布列宁装，意气风发地走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反正翻译片也是演员嘛，去就去吧，感觉我是一头撞进译制片的。”苏秀回忆起她的译制片生涯起点，是一份“误打误撞”的神奇。
解放前，中国并没有译制片。外国影片如果在像大光明、国泰这样洋气的大影院里放，能用上“译意风”——即每个座位旁能接上一副租用的耳机，从中听中文翻译的同步讲解。上海1950年2月开始建立译制片的队伍，苏秀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员。
苏秀
翻译片组的条件简陋，苏秀曾回忆当时的录音棚被大家戏称为“漏音棚”“奶奶庙”，而且待遇也不高，但苏秀依然觉得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是幸运的。“幸运的是我这辈子一直是和大师在合作，大师们就像是一个大学。”
苏秀说，“解放前也没有真正演过戏，那时候也没有电影学校、没有戏剧学院，完全是一张白纸，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译制厂大学毕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大学能把各国的艺术大师都请过来教学，而我们却能接触各国的艺术大师。”
很多年后，苏秀对于她的“表演老师”们的表演始终记忆犹新——“拿我配音的来说，很多都是奥斯卡的影后，比如《真假公主》里面演皇太后的海伦·海丝，她被称为美国剧坛的第一夫人；还有《为黛西小姐开车》里扮演黛西小姐的，她是年纪最大的影后。50年代我配音的达拉索娃，当年在苏联就等于我们中国的梅兰芳或者白杨这种地位，演话剧是得经过苏联党中央批准的！”而后来她做导演，接触的也是各国的大师——“比方美国的奥利弗·斯通、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罗西里尼……”
事实上，刚起步的译制片事业并不风光，许多被分配来搞译制片的演员也认为自己形象还不错，想去拍故事片。年轻时苏秀自己也曾想，在翻译片组工作多接触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好好地学点东西后，“有朝一日要去做故事片的导演。”
但在对于译制片工作日复一日的付出中，苏秀满满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做演员，要把人物配得贴切、传神、有光彩；做导演，要把戏搞得流畅、动人，不失原片的韵味，是需要不断努力去追求的。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它需要我付出毕生的精力。”晚年，她在回顾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干这个，并不屈才。”
2014年7月6日，上海，苏秀做客《可凡倾听》节目。视觉中国 图
“另类花旦”和大师共同创造角色
苏秀的才华，在译制片领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人士，无不对她的声音印象深刻。
黄金年代的上海译制片厂人才辈出，许多人声线极具辨识度，成就了王公贵族、古灵精怪或是凶神恶煞的“专业户”，而苏秀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戏路极宽广的女配音演员。除了小孩子，她几乎能驾驭所有角色。20多岁能配70多岁的老太婆， 50多岁也可以回来给年轻姑娘配音。她的配音角色里有高高在上的女王，也有无奈的小偷妻子。从1950年进入上译厂，苏秀的配音作品多达180多部，《孤星血泪》中的哈威夏姆小姐、《红与黑》中的玛吉德小姐、《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奥特伯恩太太、《为戴茜小姐开车》戴茜小姐、《天书奇谭》中的老狐狸，风格各异，都是无可取代的声音记忆。
老一代配音表演艺术家富润生在《译影见闻录》中谈及苏秀，称“她在配音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她配过的具有各种年龄、性格、身份的人物至少有上百个，她非常称职，有不少可算是‘绝配’（没人比得上）。她不仅配出了原片演员的‘神’，同时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人物的需要，运用声音造型和语言表达的功力，还原原片人物的‘魂’。”
《那些难忘的声音》书影
许多人曾觉得苏秀和另一位“老太太”赵慎之的声音颇有相似之处，事实上，苏秀自己也曾说起连她的丈夫都有过认错她俩声音的有趣往事。不过，她也分析过她和赵慎之之间的不同——赵慎之喜欢配悲剧人物，而她则喜欢配个性强的、性格复杂的或带喜剧色彩的人物。译制片的骨灰级影迷张稼峰在《那些难忘的声音》中将苏秀形容为“另类花旦”，在他听来，“苏秀的声音要华丽得多，她的声音是一个穿裘皮大衣、雍容华贵的女子的声音。有时，即便隔着一层黑色面纱对你说话，你也会心中忐忑，甚至心旌摇荡。”张稼峰的记忆里，苏秀的声音是风情万种，“她似乎又总是把韵母滞后一点再通过口腔释放出来。什么是风格，风格就在于这种微妙的同中之异。”
虽不曾露脸，在影迷心中，苏秀早已是位不折不扣的“性格演员”，“她的声音，有时是一个淑女，有时又全然是一个近乎放荡的女子。她的音色犹如银笛，在演奏之中不时响起一阵‘脆耳’（乐器演奏中的颤音）。这‘脆耳’花哨得足以勾人心魄。电影并不都是淑女的教科书，不免会有风流女子的角色，既然有这样的角色，那就得有这样的声音与其相配。给那些风情万种的女子配音，是苏秀的拿手好戏。”
编剧、影评人史航曾在中央电视台《记忆》节目中说：“上译那帮人，也买大白菜，骑脚踏车，打月票上下班，开小组会，读报纸，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惨世界》的空间？他们读过的小说，其实大家都读过。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这是让苏秀喜出望外的评价。
“解读人物的所思所想，并以中国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忘记了这是配音，觉得就是原片演员自己在说中文。这是多么神奇的效果！”
《我的配音生涯》书影
晚年苏秀写作《我的配音生涯》，几乎详尽回顾了她参与过的每一部电影，演绎过的每一个角色，从她的字里行间读者们惊觉，许多几十年前的匆匆一瞥，在她心中是无数“百转千回”和“千锤百炼”。许多戏份寥寥的小角色，她都结合影片语境做了细致的分析，甚至外国演员和导演的其他作品，也被拿来纵横比较分析，才“推演”出最恰当的输出方式。
要想更好地理解原片，苏秀和同事们需要多读外国小说，以便熟悉各国的文化底蕴以及各国人的思维方式。“那时候我们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不录音的时候，休息室里人手一本书。译制导演讲戏要把他理解的原片讲给大家听，一帮人坐在一起挖空心思讨论一两句话的翻译是否准确。”为了更贴近电影中的真实角色，使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投入到电影中，苏秀会把能片拆分成两三百小段，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仔细揣摩，以便自然地诠释角色。
她曾在访谈中谈到自己的工作流程，“没有哪一个看电影的人是像我们这样看的，每个小段循环地看，掰开揉碎地去看。” 译制片的配音和执导过程，就是在和各国的艺术大师进行对话的过程。“我做演员的时候，就等于和这些大师们共同塑造一个角色。”
因此，“不管戏多戏少，每配一个不同的人物，就像经历一次不同的人生。我经历过皇后的显赫，也品尝过妓女的低贱，既做过纯情的淑女，也做过资本家的恶毒情妇，还有作家、钢琴家、农妇……谁曾经历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为此而迷恋我的工作，永生不悔！”
为配音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除了是位配音演员，苏秀还是中国第一位译制片女导演。打苏秀一进厂起，老厂长陈叙一就有意培养这位年轻人成为一位专业的配音导演。
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刘广宁之子潘争在《棚内棚外》一书中写道，作为上译的灵魂核心，陈叙一当时心里就已经有了未来导演梯队的雏形。“从长远来说他就是想建立一个以‘导演负责制’为核心的译制片质量管理体系，并以苏秀作为他第一个培养对象来塑造新一代的译制片导演。”1952年，进厂不到两年的苏秀就执导了她的第一部作品——苏联动画片《黄鹤的故事》，之后不久她又跟邱岳峰一起联合执导了匈牙利故事片《解放了的土地》。1954年陈叙一更是给了苏秀一部大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从此，译制导演成为苏秀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译制导演不同于配音演员，她需要反复思量，根据电影的风格样式来搭配演员，以此保证影片的整体和谐性。在苏秀看来，“译制导演如同一个乐队中的指挥家，他既不谱写乐曲，也不演奏乐器，但由于指挥对乐曲理解的不同，处理的不同，同样的一首曲子却会产生不同的演出效果。”
《虎口脱险》海报
她“指挥”的喜剧电影《虎口脱险》是几代观众心目中难以逾越的经典，尚华和于鼎这一对活宝老哥俩在片中的配音，甚至让许多观众觉得比原作更准确和精彩。苏秀作为导演和其他配音演员对影片台词所做的二次创作，通过反复的观摩和琢磨，“引导演员像说相声一样”完成了这部片子的配音。
尽管演员个性十分鲜明，但那些魅力又是完全属于电影角色的。苏秀后来谈到，“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效果。虽然观众熟悉我们的声音，只要一开口，很多人就能听出这是尚华，那是于鼎，但是在看片的过程中，应该只感到那是指挥家和油漆匠在说话，而忘记尚华和于鼎的存在。看片之后，又可以去品味尚华配得多精彩，于鼎配得多贴切。我一直认为，最好的译制片，就应该让观众感到是原片演员自己在说中国话。”
苏秀也为许多动画片担任配音导演工作，2021年11月，在《天书奇谭》4K修复版公映时，该片配音导演、为“老狐狸”配音的苏秀老师，再次回忆起为该部动画配音的往事：“我喜欢搞喜剧，因为喜剧的创作空间大，可以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特别是这部《天书奇谭》，有很多奇思妙想，而且它的故事角度也和当时的动画片很不一样。我们配音所有的点子都是受原片的启发，比如我配的老狐狸就借鉴了旧社会跳大神的人的样子，拿腔拿调的。曹雷配的小皇帝，我让她含半口水说话，让口齿含混不清。童自荣配了一个说话结巴的太监。大家觉得配这部戏非常好玩，创作很过瘾，就像在春节开联欢晚会。”
《让我躲在幕后》书影
配音表演艺术家童自荣在《让我躲在幕后》的书中记述了对苏秀的感激。“‘佐罗’的配音留给人们印象太深，‘觉远’和尚如何摆脱佐罗的影子成了我面对的重要课题。苏秀老师时时提醒我，在念词上、声音处理上都尽量朝李连杰靠拢，不必玩深沉，吐词需要平民化，需要朴实再朴实，在开头还要带有纯真的孩子气。”
等到角色完成，童自荣也获得了“莫大的启示”：“我告诫自己，从今之后塑造角色都要切忌雷同。而且不必多顾及嗓音，功夫要下在角色的思想感情。”童自荣说，“我在心里感谢苏秀老师，因为她善于挖掘演员的潜力，大胆开拓了我的戏路。”
对于苏秀，童自荣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感佩，他评价，“在所有女配音演员当中，她是最聪明、最富艺术悟性，能配戏又擅导演的上译厂少有的能人。不可忽略的是，追随在老厂长陈叙一先生的麾下，通过做执行导演的工作，苏秀老师为带出一批译制厂出色的配音接班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为译制片的黄金年代写下“备忘录”
晚年的苏秀一直没有停止自己钟爱的译制片事业。身体还行的时候，她曾多次出席关于上海译制片厂的种种活动，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和热爱译制片的观众们讲述曾经发生在银幕背后的点点滴滴。退休后的将近10年里，苏秀经常到音像资料馆去做译制片，甚至比以前上班还忙。
陈丹青曾对苏秀说过这样一句话：“您是空前绝后，而非承前启后的一代。”
在信息闭塞、国门未开的年代，普通人对外部世界的全部想象和信息，或许都来自译制片。随着外语的普及，译制片的没落不可避免地发生，曾经的黄金时代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华彩。苏秀在上世纪90年代老伴做完心脏手术以后，也跟着迁居杭州女儿家，一度彻底淡出了配音圈子。
她在书中写道，“那时，偶尔看一部译制片，质量总是很差。与朋友相聚，难得谈起译制片来，也常常是不如人意。可是，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何必‘皇上不急，急死太监’。”那时候童自荣上《艺术人生》，朱军当着童自荣的面，不客气地说“反正我现在是不看译制片的”，苏秀说自己也觉得“理当如此”。
但好的艺术不会被遗忘，散落在时光里的遗珠经过淬炼总有人难忘那璀璨温润的光泽，2000年以后，曾经的译制经典在媒体上重新被讨论，越来越多的配音粉通过互联网的力量集结在一起。苏秀发现，“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观众怀念着我们，爱着我们，把我们当年的作品一遍遍地拿出来看，一遍遍地拿出来听。他们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让她感动得热泪盈眶。
很长一段时间，苏秀的记忆和笔头是译制片历史的“备忘录”，记者们大量地采访她，她也用自己的写作为曾经发生过的属于配音艺术的群体记录下一笔笔春秋。
《峰华毕叙》书影
苏秀写《峰华毕叙》，写《我的配音生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鲜活的往事都跃然纸上。学者孙洁长期关注配音艺术，在她看来，苏秀的写作有着深远的意义，《我的配音生涯》这本书“对于中国配音事业的拓荒者和把它带入巅峰状态的艺术家们，它是一部信史；对于译制片的受益者、配音艺术的享用者和怀旧一群，它是一种寄托；更重要的是，普通读者可以借着展卷了解一位配音艺术家和她的同事们的艺术人生的机会，从一个特定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深入思考有关共和国人文艺术史的种种问题。”
苏秀在书里写到自己晚年重新投入对译制片历史的记录，是为了回馈热爱这项艺术和事业的观众们，“不是媒体和网上对译制片的怀念和赞誉，我早已淡出这个圈子，不再关心这一切了。我总说是观众朋友们又把我从坟墓里挖了出来。尽管我对将来信心不足，对现状又深感无能为力，我还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厚爱。因为，译制片到底是我们为之耗尽了一生心血和精力的事业。观众喜爱我们的作品，就是对我们最丰厚的回报。那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任何奖项也代替不了的。我们曾经的辛苦，曾经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纪录片《铁血残阳》的中文配音版重现了老上译的辉煌阵容，这也是苏秀此生最后一次进上译厂录音棚配戏。当时92岁的苏秀已经是上译厂健在的第一代配音演员里岁数最大的一位，潘争记得，“当老人家坐在话筒前，当画面在她前面的屏幕放映时，我发现她的眼神忽然开始变得锐利起来。”
潘争记得，自己当时“站在苏秀老师的侧面，只见她目光炯炯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口中清晰地发出一个个指令———那个本已在退休生活里变得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瞬间犀利起来，那位30年前在永嘉路上译厂录音棚里指点江山的精干女导演又回来了。”
潘争为苏秀戴上耳机
听闻苏秀去世后，潘争写下，“作为中国第一代配音演员和第一位女性译制导演，苏秀阿姨把她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译制片事业。她的严谨、敬业、热忱以及对晚辈的提携帮助，使她完全当得起‘上译厂老太君’的称号。”
苏秀去世当晚，主持人曹可凡发文悼念道：“再见，苏秀老师。谢谢您和邱岳峰、毕克等老一代配音艺术家，在那个灵魂贫瘠的时代，给我们这代人送来的精神粮食，让我们瞥见外面的世界。人生短，艺术长。您留下的作品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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