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张佳

2015年，努米亚共和国发生战乱，驻地外交官宗大伟和新人成朗，在战火中执行撤侨行动。宗大伟屡次放弃回家机会，寻找被困同胞，他做出境交涉、躲避枪弹、穿越战火、领导群众、与反抗军头子斗智斗勇，最终带领全部华侨回家。

《长空之王》撤档后，《万里归途》成为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片。它豪华的演出阵容、出色的特效制作、受人瞩目的题材、以及导演饶晓志和制片人郭帆的口碑，让观众相信影片的质量保障。这是一部不可能出错的电影，事实也的确如此。

对《万里归途》的第一观感就是正确。不仅是政治意义和工业流程，更重要的是，片方深知观众的趣味好恶，在政治、工业、观众之间做了完美的博弈和取舍，达到三者互相融合、毫无冲突的结果。

一部优秀的商业片需要华丽的视觉效果、大制片厂的成熟运作，在我们的语境下或许也需要某些主旨内涵，但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修饰手段，其核心的决定性因素、让观众买单的制胜法宝，是满足观众最广泛、平庸的价值需求，甚至流行的偏见。

《万里归途》对此做了出色的演绎。片方深知中国观众与主导话语的暧昧关系：我们深陷其中，靠其树立自我认同与归属感，投射幻象与憧憬；但同时，我们又拒绝这种依靠被动发生，说教、管理、居高临下的姿态让人厌烦。于是我们发现，这部在开头就用硬汉嗓音喊出“国旗”和“护照”的主旋律影片，其实对国族的存在做了淡化处理，它没有过多强调宗大伟背后屹立的伟大身影，集中表现的也是宗大伟个人在撤侨行动中的遭遇和付出，甚至（通过台词、背景铺陈、对肢体动作对捕捉）把宗大伟树立成一个疏离于正统的“反英雄”形象，还插科打诨地插入了很多对官话套话的调侃。

这些处理有力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我们带着不安的心态坐在电影院里，毫不知晓自己今天是来接受教育，还是看个烂片。结果发现主人公是个和我们自己差不多的形象，有同样的胆怯和私人生活，以职场片的方法介绍人物，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价值代言。但同时，他又能完成那些社畜打工无法实现的宏伟事业，有我们觉得自己也具备的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不要命的高光时刻。但这些边缘化的处理毫不影响爱国主题的阐发，甚至通过非说教式的旁敲侧击，让爱国情感在我们心里自动生发出来，仿佛它是观众主动得出的结论，而非被动接受。让这一切得以协调运转的，是影片高质量的工业水准。

《万里归途》表现出极高水平的工业制作，不仅在国庆档，放在近年的国产片当中也名列前茅。特效镜头带给人身临其境的危险感觉、人物“反英雄”性格的反转设计、年轻人侧面烘托的结构安排，都按部就班地遵循大片教科书，并取得理想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故事的结构安排。影片的整体情节就是宗大伟不断放弃回家的机会，回头寻找其他被困的华侨。而这些难民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从最初的一千多人，到白婳领导下的125，再到擅自离开的8人，最后成为白婳母女2人。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焦点逐渐集中，从一种泛化、符号化的“中国人”，到与主人公有直接生命关联的角色，宗大伟的形象逐渐明晰，对智慧与勇敢的讴歌被反复强调，与反军头子的游戏成为他的高光时刻，而这种数量减少、情节延宕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凸显宗大伟的个人形象。

当我们观看宗大伟一次、两次救人时，得到的信息是对人物性格的认知，但这个认知被反复提及，却没有更多的信息加入其中，我们开始寻找他坚持这样做的背后动力、叙事的底层逻辑：智慧和勇敢可以解决具体问题，但却不足以让人屡次冒险，投身危境之中。那么什么可以呢？很显然是爱国。这个答案影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甚至一句台词、一个视觉符号都不曾出现，但我们却可以轻易地获得答案，并加以认同。宗大伟因为爱国不顾自身危险，寻找自己的同胞，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角色，而是国家力量的化身，它的行为中穿插剪辑了李雪健等人在办公室的镜头，成为内化的一部分。这不再是宗大伟矢志不渝地解救同胞，而是中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陷入困境的华侨。但在影片中，爱国主题依然没有成为说教，而是通过当地导游和白婳女儿这两个努米亚人形象予以疏离，上升到人性的层面。不得不说，《万里归途》表现出主旋律影片罕见的团队智慧。

然而，要实现政治、工业、观众价值取向三方面的正确，就势必要牺牲危险的锋芒。《万里归途》在做周密调和的同时，也造成自身价值的稳固，一些已经表露出来的问题被轻率地掩饰。

如成朗与宗大伟讨论是否要把目的地未必有救援的事实告诉群众，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伦理问题，少数精英是否有权为了达到集体目标选择欺骗人民，程序正义是否重要、如何执行，但在影片中被掩饰为是否诚实的道德问题。脱离队伍的八人使自己、宗大伟和白婳置入险境，让观众对他们产生反感，掩盖了管理方法和秩序正当性的问题，似乎无条件接受领导的谎言是唯一的正义。叛军烧杀抢掠的作风、叛军头子游戏作弊导致人设崩塌、与主人公建立情感联系的边境官被无情杀害，都使反对军理所当然地受到指责，无需求证就沦为非正义一方，但却掩盖了努米亚反对军为何起义、现任政府的所作所为、努米亚人民的生活和意愿等现实问题，这种追求安稳的价值取向（包括影片不表现任何西方国家参与努米亚内乱的现实选择）完美迎合了观众不谈政治、注重现实幸福的价值观念，似乎一切不稳定的行径都是可鄙的、应当唾弃的（而当我们发现努米亚故事的原型是2011年利比亚撤侨事件，反对军推翻卡扎菲统治时，这一点尤其值得玩味）。

可以发现，影片借用娴熟的工业手段造成了观众的无条件认同。这正是大众媒介的诱导力量，是半个多世纪前，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曾在美国的电视、广播等媒介身上，发现了类似德国法西斯的诱导力量。

《万里归途》淡化了主旨和情节，和所有商业大片一样，它真正的观看重心、影片中占据最大篇幅的内容，是特效制作和视觉奇观。影片聪明地选择了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国家，竭尽所能表现那里的灾难，一次次突然发生的爆炸和杀戮，这不仅是在营造某种战场的真实感（毕竟我们谁也没去过2015年的努比亚），还通过突然出现的巨大音效和爆炸场景，袭击观众的耳朵和眼睛，让人为之一惊，在震惊的同时放弃了审视、反思的能力，我们沉浸在轰炸的余音里持续耳鸣，眼前的动乱却毫不停息，没有留给我们一秒钟回想刚才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观看成为单向度的被动接受。从始至终，观众都被阴郁、恐怖的氛围笼罩，我们无暇审度影片制作的合法性，它说得有没有道理，只能被动接受它命令我们感受到的忧虑和悲戚，并不断发出感慨：努米亚人好可怜，我好幸福，宗大伟赶紧回来吧。

这是一场观看的政治。影片虚构了一个努米亚，一个完全符合我们想象的中东国家，除了当地向导的一句说他家在哪的话，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努米亚人发声：他们支持谁，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对现状有什么看法，他们对宗大伟的行动和成朗的摄影机又怎么看。如果说，好莱坞猎奇中国故事是一场东方主义后殖民想象的话，《万里归途》提供给我们的更是一次毫无商量余地的中东想象，是居高临下的惊鸿一瞥，是对动乱、悲惨这些符号化特征的抽象凝视。它通过撤离行动，严格区分了国家区别，强调边境的存在，反复声明哪些是“他们”，哪些是“我们”，“他们”与“我们”不同，而我们所在做的，是观看别人的国家。

但对《万里归途》做这样的批判恐怕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影片制作的动机，呈现如此面貌的原因。可以说，政治、工业、观众三者的正确调和是《万里归途》提供给我们的，最稳妥也最有效的制作路径。

《无名》《深海》这样备受关注的艺术片无缘国庆档，我们被允许观看的，是热闹、正确、没有任何隐患的影片。商业片的目的从来不是那些抽象的大道理，也不是帮助谁来教育观众（尽管的确有人自发这么干），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实现盈利最大化。如何让影片上映，让观众看到并喜欢，是片方最为关注、不懈努力的问题。

我们固然可以潇洒地发表姿态性观点，说与其如此不如干脆不拍，但这样的言论是不负责任，也没有意义的。电影本身就诞生自资本投注和工业制作，无论导演多么“独立”，他都要找到投资的人并对其负责。除了法罗岛上的伯格曼，没有什么片子是真的可以不做任何现实妥协的。所不同的是，我们面对的，是电影的多样性受到限制，今天的国产艺术片恐怕要损耗掉一些关键的技术性力量。

无论如何，《万里归途》都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优秀的国产影片。我们希望未来的商业片能保持这样高质量的制作水准，也希望我们的银幕上能出现更丰富的电影面貌。

关于作者：张佳，在读文科博士，学术打工人，写小说，关注文学与思想史、电影批评、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