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执导《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韩延导演很早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了,他的电影也往往与“生死”密切相关。因此,当看到《人生大事》的剧本时,韩延立刻就被它所吸引,“我认为生死是终极关怀,是一个终极课题,是最基本的戏剧需求,剧本里面关于生死都是最本能、最原始的,所以,我对这一类题材尤其偏爱和敏感。”

正在热映的《人生大事》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剧并执导,朱一龙、杨恩又等主演,目前电影累计票房已突破15亿,领跑今年暑期档票房,并跻身中国影史票房前50名。

这是刘江江首次做导演,能请韩延做监制,刘江江表示获益匪浅,他说从《人生大事》的整个制作过程来看,韩延导演是这个项目的主心骨。“他从剧本阶段就介入,像指路明灯一样。如果说主演朱一龙会七十二变,延哥则有火眼金睛。延哥从剧本阶段到执行阶段,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在哪儿,或是哪儿走偏了。他作为监制,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每一个主创。有几次我在改剧本的过程中,都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延哥还要再踹一脚,第二天,我就又能挤出一滴油来。我特别感谢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就像影片中,朱一龙扮演的三哥身边的老莫、小文,这些人像加速器一样,让三哥把最好的他拿出来。我觉得延哥的经验和指点是无价的,适用于我以后的职业生涯。”

用轻松和温情方式把恐惧剥离开

《人生大事》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朱一龙 饰)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杨恩又 饰),小文的出现,改变了他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

韩延是在2021年初第一次看到《人生大事》剧本,开始听说是殡葬题材,他还以为剧本会写得很悲伤,结果看完剧本发现风格很轻松。“故事讲的与殡葬事业、殡葬文化相关,但与我们对这行业通常的印象不一样,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不觉得沉闷。我们往往对于死亡会有一些忌讳、避而不谈,但是《人生大事》的整个文本,字里行间并没有悲情和逃避。很早之前,我也想过拍摄类似的题材,但没有时间把想法落实,看到《人生大事》这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剧本,我觉得可以帮助导演拍出来,所以很快就决定帮助刘江江导演接着往下做。”

刘江江的老家在石家庄郊县,爷爷和大伯都是木匠,偶尔会帮村里的人做棺材、操办丧事,小时候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鱼柳、桑槐、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刘江江曾回忆说:“我小时候就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尤其是松木、白木,味道特别好闻,太阳一晒就在里边睡着了,吃饭的时候,我爷爷和大伯找不着我,最后从棺材里把我拎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这是我小时候很浪漫的童年回忆。”

那时候,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刘江江的爷爷会去帮忙,“我们方言叫做‘大了’,事了拂衣去的那个‘了’。我跟着爷爷去葬礼,我在葬礼上看到那些很接地气的、很生动的演出。我觉得中国人对葬礼其实是很浪漫的,我们把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都用纸扎出来,然后给烧过去,寄托了丰富的情感。”

除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刘江江后来又做了很多采访,《人生大事》剧本就是基于这些而成。韩延说自己看剧本时就很感动,主人公三哥面对生死的态度和转变令他印象深刻,“三哥这样一个人物,一开始吊儿郎当,没有把干殡葬师当回事,后来他对职业和生死都有感悟。这个过程很生动,我感觉跟着人物一起在生活中走了一遭,让我对于生死这段旅程有了更深的了解。”

韩延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所以如果他生病,就会像《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韦一航一样,“肯定特别颓”,也正因此,他才会被熊顿、马小远这样乐观积极的状态吸引,“这是我身上特别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电影里想把积极的生活态度,表达给观众,也表达给自己,鼓励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补,如果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能也不会去拍这种题材。对于我而言,我需要这种题材来告诉我活着的一些动力或者道理,正是因为我需要。”

也因此,韩延喜欢《人生大事》中乐观看待生死的豁达态度 ,他说:“每个人其实都要面对死亡,《人生大事》里不害怕出现这样的情景,那是鲜活的生命在离开,而不是晦气迷信的说法。《人生大事》用轻松和温情方式把恐惧剥离开,直面生命的逝去,所以将其拍出来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去挑战。”

在电影中努力展现真诚

三哥和小文的对手戏贡献了影片大半的泪点和笑点,韩延在看剧本时就很喜欢这两个人物,“两个人从陌生到类似父女情的过程很触动我,这两个人仿佛都是家庭里的多余人,三哥是因为哥哥的离开才有了他,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结,觉得自己是备胎,是个多余的人。小文因为外婆去世,全世界都抛弃了她。两个被抛弃的人在一块儿完成了这个旅程,相互改变,建立情感,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点。”

影片中,三哥像孙悟空,小文像哪吒,所以,三哥家里面有孙悟空元素的台灯,他手上还有紧箍咒手镯,小文的发型和红缨枪都是小哪吒的状态。韩延解读说:“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哪吒大战孙悟空的故事,所以,影片想暗示观众,他俩从一开始的针锋相对到慢慢的相濡以沫。其实三哥和小文、孙悟空和哪吒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三哥有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与他父亲较劲;小文就没有见过父母,跟着外婆长大,而外婆在影片一开篇就去世了。没有出处的两个人,都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很孤独的状态。两个人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知彼此心境是很天然的事。三哥每天都在面对陌生人,更多的是陌生的死人,那些陌生人已经没有呼吸了,等着三哥入殓。小文突然的出现,搅乱了三哥的生活,这种关系夹杂着一层你该怎么对待身边的陌生人的态度。”

三哥和父亲老莫关系不好,老莫是老手艺人,一辈子干丧葬,他把事业交给三哥,在三哥不理解的时候还一直坚持引导他往这条路上走,这对父子从一开始的仇视,到后来也彼此理解。

韩延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也涉及了父子关系,对于中国式家庭里的父子关系,韩延表示:“据我所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父亲和儿子之间永远像隔着一层。大部分儿子和父亲都交流不多、沟通不够,好像我们都很了解彼此,但什么话都不说透。三哥和老莫就是这样的关系,就要别扭着,大家都不愿找一个机会说明白,都不愿意面对真实的情感。”

也正因此,韩延希望在电影中展现真诚,希望观众可以从这份真诚中有所收获,去重新看待自己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三哥跟小文的情感、三哥跟父亲的情感、三哥自己的成长历程,情感都很真诚,没有去粉饰、夸张这个职业,也没有做很多戏剧性的放大,我们很真诚地记录了从事丧葬行业的、看似不靠谱的一个青年人的一段生活。这是我们在拍摄中一直贯彻的准则。”

孩童的视角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温度

《人生大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哥在操办一位小女孩的后事时,意外被小文在骨灰盒上涂鸦作画,三哥本以为会遭到丧属的责怪,却没想到他们反而鞠躬感谢。小女孩的母亲说:“看得出你们的用心,我女儿最喜欢画画。”道出了小文作为同龄人送上的心意,也让三哥错愕不已。小文的孩童视角为冰冷的死亡增添了温度,戳中了无数观众泪点的同时,也打破了大家对于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

对于从小孩的视角看待死亡,韩延表示,是因为他们想有个反差。通常,父母都会教育孩子不要碰死人东西,因为晦气,吃饭不要插筷子等等,“我们成人已经接触过那样的教育,所以,是世俗的,看到三哥这样的人就会觉得他每天在跟死人打交道,在死人身上摸来摸去、给死人化妆,就觉得晦气,这是主观意识给我们带来的。但小文没有,她是个孩子,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跟她说人死后变成星星,她会信,因为她是单纯善良的。我们已经被文化中的忌讳熏陶过,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些事带有偏见,对殡葬师这类人有偏见,甚至有一些避讳。小文能跟世俗的人形成对比,这些对比能给三哥重新找到自己定位的信心、可能性。”

三哥告诉小文,她的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他们就是种星星的人。将殡葬师形容为“种星星的人”令人泪目,韩延说当刘江江导演提出“种星星的人”时,他很有亲切感,也唤醒了懵懂时期的自己对于死亡的认知,“江江导演也聊到,人生的一头一尾都需要别人照顾,出生需要人照顾,离开需要人照顾,去世时候是由陌生人送走你,穿上最后一套衣服、化上妆,所以,做殡葬行业的人很伟大。”

对于扮演小文的小朋友杨恩又的表现,韩延以“逆天的表演”来形容,“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很惊喜,成年人无法揣测小孩怎么演戏,她演出来的所有的点都令人惊喜。她和三哥分别那场戏,在出租车拍着窗户喊爸爸,没有人教她,是她自己喊的。这种点很多,她能进入这个角色,不是在演,她能够理解小文,进入小文这个角色。我们边拍边觉得她无可挑剔。我们都不是孩子,我们对孩子的表演都是靠想象,你不能说孩子演得不对。又又的表现是好和准确,是孩子的本能下的准确,她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小演员。”

三哥这个角色对朱一龙来说挑战不小,韩延说在做完朱一龙的造型后,他就觉得很像他脑海中想象的三哥,“三哥在影片中第一次露面,是在车上跟前女友发微信,下了车提着鞋吊儿郎当往里走。在那场戏之后,我就没有叫过他朱一龙,都叫他三哥,剧组人也都叫他三哥。那场戏他一下就融入到市井气氛里,找到了烟火气的感觉。”韩延称赞朱一龙很热爱表演,而且爱思考,“拍戏期间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表演的东西,他心里面也会给自己提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之高都不是把角色完成演好,他在追求演员下意识的东西,追求那些高级的东西。合作之后感觉他的表演越来越成熟。”

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

监制《人生大事》,也让韩延收获了很多关于死亡的新的认知。“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拍第一场戏入殓的时候,三哥在床上开始给老太太入殓,现场一片嘈杂,随着镜头开始,所有人肃然起敬,前面还是挺不正经的三哥, 那一刻突然觉得他的工作很神圣。后面三哥抬着棺材往外走的时候,我们没有给群演讲戏讲得那么清楚,没说‘这是谁死了,你们跟他什么关系’,我们都没有设定,但是当演员抬着灵柩往外走的时候,群演的眼睛都是红的。”

这场戏让韩延感觉到中国人天生对死亡有敬意,“那一刻我觉得拍这部片非常值得,我们拍这部电影讲了三哥这样一个殡葬师,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职业的内容,之前很多人排斥他们,我们的情节里也有,三哥前女友一直说你是干那行的,很多人不愿意说出他的职业,旁边的人则说他吃死人饭,这种恶言恶语伴随他的成长,对他心灵有很大的冲击。我也相信,在现实中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会有这种处境,我们用这部电影把他们的生活展开了,其实他们是我们应该去记录的一批人。”

韩延表示,《人生大事》不是从题材上去猎奇,“不是因为这个题材稀缺才去拍的,是因为这个题材更适合承载我们对于生死的思考,丧葬只是一个符号和把手,剧情才是承载我们想表达的内容的核心。”

韩延对生老病死这类主题有一种敏感和偏爱, “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值得去聊,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会有那么一天。” 因为拍摄《人生大事》,他和导演刘江江聊了很多关于生死的问题,听刘江江讲述他少时的故事, “我体验了很多他的人生,他对生死的看法对我是一种冲击和补充。”

韩延希望通过《人生大事》这部电影能唤起大家对于死亡新的思考,“既然这件事避免不了,就不要回避,今后能更多尊重死亡,尊重这个行业的人。”

监制了《人生大事》,韩延说对于他而言,最直观的意义就是,“我想做一个跟丧葬有关作品的心愿了却了。我很早就在筹划这件事,碰到江江写了剧本,我们一起做了这件事,心愿和表达上的欲望被满足了。”

拍摄这部电影对韩延的另一个意义,是让他每天都在揣摩 “人生除死无大事”,揣摩生死的玄机和端倪。“这个片名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电影的生死观,一般的人生大事都是好事,比如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有一句话说‘所有受的伤在生死面前都是擦伤’,这句话其实也是‘人生除死无大事’。我们把死当成大事是因为我们正视死亡,表达的主题是死亡,这件事大家都避免不了,再怎么避讳、嫌人家吃死人饭、多么不齿这个行业,都避不开死亡这件事。我们要把死亡当成大事看,也要当成正常的事去看。”

韩延认为好电影不仅是给人以娱乐, “不说让我心灵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微带给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动。我们拍电影或者其他文艺创作,都需要给受众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愈。《人生大事》除了让我们直面死亡,主题也有珍惜当下的意思,人生不易,但更要好好活着。”

文/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