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难得一见的台风天里,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女性影人会客厅”活动如期举行。编剧阿美,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制片人陈洁,演员、编剧池韵,导演丁文剑, 演员、音乐人、导演田原,演员颜丙燕,导演杨荔钠,演员咏梅齐聚一堂,身处德国的作家、编剧严歌苓和身在台北的演员、编剧吴可熙也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

  在电影人程青松的主持下,嘉宾们从疫情对电影人的生活、心态和对行业的影响说开去,不仅探讨了不同角色创作者面临的问题,更触及了女性电影人在行业中的优势与困境。 


疫情暂停拍摄,
但不暂停思考和创作

  疫情为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身在柏林的严歌苓隔着屏幕分享了她的生活。“这种停滞对我非常有意义,我读了很多很多书,觉得要清空一下,一直忙碌,没有反省自己和反省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机会,我今年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丰满、非常自控的一年,过去感觉不由自主,身不由己,跑来跑去。

  现在因为这样重大的借口不跑了,我觉得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是警示,那样的忙碌,对待环境,对待生命的态度值得反省。”

  严歌苓在疫情期间的生活与心态引发了其他嘉宾的共鸣,但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田原。她的身份比较多样,是导演、演员,也是原创音乐人。“兴趣过于广泛”是她对自己的评语,现场她甚至还为大家自弹自唱了一首新歌,展示了她多才多艺,自然感性的一面。与大家忙着看书充电不同,田原说自己“整个疫情都在打游戏”。

  “我反思了一下自己,好像都在打游戏,我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疫情期间大家都面对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今年原本要做很多事情、计划,因为疫情一再推迟,甚至有的事情就消失了。

  可能是为了逃避,我有时逛逛公园,打打游戏,但经常上一秒在打游戏,下一秒就对未来充满担忧……疫情让我的视角变了,我会更关注人。人那么渺小,一个人又能经历那么多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人那么脆弱却又可以像整个宇宙那样丰富。我在这个时间写了很多歌很多故事。”

  疫情不仅改变了人的心态,也对电影的创作、宣发带来影响。不同创作者有着不同的创作习惯。编剧阿美说,“面对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沉淀和思考”,严歌苓也认为现在开始书写疫情为时尚早,但吴可熙是另一种风格的创作者,“我在新闻事件的刺激下,会非常强烈地写很多东西。

  创作和艺术对我来讲是来自于苦难,或我曾经历过的一些很痛苦、很真实的感受,我把这些感受变成角色和剧情,疫情期间我写了一个短篇,讲述家庭面对疫情的状态和故事。”

  编剧池韵透露疫情爆发时自己刚从国外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能在一起共渡这段时光,这是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想更大程度地服务大家,表达出男性、女性精神的魅力和强度,中华民族在抗疫中非常优秀,这将契合到我下部作品中的人物中,将中国的精神面貌放在电影里。
 
  不仅创作,疫情甚至改变了宣发模式。陈洁从制片人角度谈及后疫情时代电影宣发方式的变化。“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新的发行方式,很多影片帮助我们突破了传统院线发行的思路。疫情带来的情绪压力和行业冲击都非常大,但同行都在积极面对这些变化,也在用开放的心态来创造新的方式方法,让我们的内容跟更多的观众产生连接。”

观众需要看到更多鲜活的女性角色

  主持人程青松从上世纪80年代黄蜀芹、张暖忻的电影切入,抛出了女性电影和女性角色的议题。在场、在线的9位女性影人围绕话题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去年,咏梅凭借《地久天长》里真实自然的表演夺得柏林影后,但“真实自然”还不够,最近,她在尝试新的表演方式。“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在学院派经过方法的规训。大家看到的是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更生活化、更自然。

  很多夸张的表演让大家有点厌倦时,我那种表演可能会让人感觉舒服……但我最近在创作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去实现,我还挺想经过学院的训练去走不一样的路和做新的尝试。”
 
  优秀演员用尽方式自我打磨、自我拓展,虽然选择的路径不同,但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别无二致。颜丙燕一直在追求更放松、更自然的表演。为了表演的真实感、代入感,她定下两条铁律:“拍摄周期少于45天的剧本不接,不是同期声的不接。”

  谈及自己当年在《牛郎织女》片场,收工后经常会在一旁学习另一位女演员张一的表演。“她不是演员,没有条条框框,每一个表演都完全是本能的、真实的、生动的,我学到了很多。”
 
  一位柏林影后,一位金鸡影后,咏梅和颜丙燕两位演员对表演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热忱和执着。她们一直在等待好角色、好剧本。咏梅甚至不惜现场发射“糖衣炮弹”讨好阿美、杨荔钠。“我一直想要找女性题材的作品,一直在等待,我特别愿意跟杨荔钠和阿美这样有强烈女性表达的创作者合作,我很想讨好她们,在生活中‘糖衣炮弹’她们。

  《春潮》我特别喜欢,市场上极为稀缺。我们这样的中年女演员,对生活、情感有很多阅历和积累,能表达这样有深度、丰富性的作品。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状态,等待更多女性题材的作品由我们去展现。”

  被咏梅点名表扬的导演杨荔钠在《春梦》和《春潮》之后,正在筹备新片《春歌》,“我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创作,我的电影都属于女性电影。我特别爱我的演员们,所有的演员都既是精灵又是巫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戏里,我都特别爱他们,在国内,女演员的机会到了一定阶段就越来越少,但我认为40岁的女演员很美,40以后的女演员更美。

  我是专门为女人写戏的女导演,我愿意为你们写戏。”除了表达对女性的关注和热爱,杨荔钠也用东北家乡话谈及她新片的内容,“我们东北这嘎达有个问题,大男子主义特别重,对女人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的下一部电影里就是要把大男子主义好好聊一聊,替咱们东北妇女好好发发声,说说话。”

谁说女性写不出男性的电影

  当下社会对女性电影的探讨和女性的关注成为一股风潮之后,田原谈及了自己的担忧,关注女性是为了让她们更多地消费,还是因为爱她们?“我做导演,去片场内心总憋着一口气,希望大家不要看轻我,所以在片场我会刻意自己扛机器,学很多知识来武装自己,我觉得这是内心没有自信和没有被保护到的感受。

  希望这个世界对女性多一些爱,其实男女之间不是斗争的,希望这个社会能宽容到让大家都有足够多的选择,能够做自己是非常舒服的。”
 
  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影人想要在电影里“做自己”太难了。尤其是当演员、编剧、导演等各个部门需要协调起来的时候,“做自己”和“听指挥”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导演是编剧的天花板”,阿美用这话自我调侃。当编剧和导演间出现无法折中的分歧,最终一定是编剧妥协,按照导演的思路前进。

  咏梅的办法是自我代入、不断尝试,演绎出多种可能,最终由导演决定。“电视剧,演员还是有表演空间的,我们在表演中会把不舒服的地方演舒服,会有即兴的修改。非常严肃也很严谨的作品,导演就会有要求一个字不能改,就要揣摩导演怎么要求,这个角色怎么演。”

  颜丙燕自称“和事佬”,她拉着全剧组一起围读剧本。“《牛郎织女》我们围读了三遍剧本,优点在于前期大家坐在一起,我们各有所长,围读剧本能解决很多矛盾。”

  对于“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这事儿,严歌苓早就认清现实,“从来不较真儿”。“我经常花很多心思去写的一些台词,到电影上我说跑哪去了?故事、线索大家讨论确定下来,但很多细节的描写和台词是非常下工夫的,就没了。我从来不较真儿,因为我都是远程写剧本,拍出来什么样都是导演的。”  

  与对待剧本不同,严歌苓对自己的小说“认真、爱惜、虔诚”,自然也对“女作家”的身份非常“较真儿”。“女作家这种说法就像是一个专门的归类,好像她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全人类的,女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女性的那些东西,这是让我最气愤的。

  说‘严歌苓是一个作家’时为什么要强调‘女作家’,凭什么?我作品中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思考,有哪个男作家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关注的,我写作的,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只属于女性俱乐部!” 

  严歌苓透露刚写完两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男人的故事,我也让你们看看难道我不懂男性吗?难道我写不出男性题材吗?我当然可以写出来,而且非常精彩。我就是用这个来告诉你们,你们的领地不是你们的,我们也可以写出男人来,也可以写出男人看的电影。我写的作品就是想抽你们一个大嘴巴,谁说女性写不出男性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