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演艺明星陷入违法事件或道德争议导致“塌房”后,节目组经常采用打马赛克、删减镜头等方式,将当事人从节目中删去。图为《披荆斩棘的哥哥》现场。(资料图/图)

艺人出事的消息传来时,赵林林不在长沙,他当天下午坐飞机赶到,晚上开始紧急调人,技术人员从杭州、北京、上海各地赶来支援。

2021年10月21日,艺人李某迪涉嫌违法被拘,他参与的一档综艺节目已经播出了11期。赵林林的公司负责这档节目的后期制作,需要将他的戏份全部删除、打上马赛克,近二十个人加班加点,赶制了一周。

“这种节目,上千人为之努力付出,如果因为部分艺人导致节目下架没法播,那就太可惜了。不能因为这一个人,抹杀掉所有人的心血。“作为入行七年的资深剪辑师,赵林林担任过多档热播综艺的后期负责人。

2021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节目的播放予以必要的限制”。

近年来,多位演艺明星陷入违法事件或道德争议,导致“翻车”或“塌房”。制作方通常会采取打马赛克、删减镜头、重拍换脸等方法,将当事人从节目中删除。

郑爽爆出代孕事件及涉嫌偷税漏税后,当时在播的《追光吧!哥哥》等节目删去了她的镜头。吴亦凡、张哲瀚等艺人涉事后,《中国有嘻哈》《潮流合伙人》和《演员请就位》的相关几期全部下架。

2022年3月15日,演员邓伦涉嫌逃税被追缴及处罚1.06亿元,预计至少有11部待播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将受影响。原定当月播出的某期推理节目有他参演,至今不明确播出时间。有业内人士分析,“尤其是像剧情推理类节目,每个嘉宾都承担着一部分剧情台词的输出,当他的内容被删减之后,就会导致故事线的缺失,对故事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

“暴躁打码

赵林林和团队接到的第一次打码任务,是由于某位歌手卷入和前女友的情感纠纷,协商后该歌手退出了后续录制。

当时节目尚未播出,处理时间更充足。真人秀的拍摄中,每个艺人都有单独的摄影机位,选取别人的机位即可替换;遇到多人出现的全景机位,就放大画面把他删去。固定不动的镜头最好处理,很容易裁剪掉特定的人物,处理后观众几乎看不出痕迹。

难点在于舞台表演的部分。有一次表演,该歌手站在中心位置,并且第一个开口唱歌,如果完全删去,无法交代声音的来源。赵林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专门的CG特效团队做了模糊处理,“让他消失了”。他比喻,这个过程就像给照片P图,只不过每一秒镜头就有25帧。4分钟的舞台表演,相当于要P6000张图。

“让嘉宾在节目中完全消失,对于经验丰富的剪辑师来说,技术上是没有太多难度的。”前湖南卫视后期总统筹毛友权曾说,“难就难在时间紧,任务重,整个团队一百多号人的节奏全部都会受到影响。”他还在短视频账号中发布了如何打码的教程。

等节目播出到后半段,第二位艺人再出问题,剪辑团队的工作量继续大增,为了当期节目尽快播出,节目组找来了技术人员先进行最简单粗糙的打码,“暴躁打码”的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为了准时上线,不得不牺牲观感”。赵林林说。

接下来,剪辑团队花了一周时间进行精细的处理,所有二人出场的镜头都要处理,甚至包括镜子里的反射画面。节目里一位嘉宾给每个人送了一件T恤,胸前印制了所有嘉宾的合影,T恤上也要打码。

有时光删除镜头还不够,“更为可惜的就是节目的故事线,本来后期已经构建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艺人的问题导致整体片子支离破碎,故事连续性和观感大打折扣,十分遗憾。”赵林林说。

不过面对这样的事情,剪辑师只负责最后的执行,主动性不多,“节目组告知我们这个人要不要拿掉,故事线需要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尽全力来操作。前端节目组和平台要做的选择会更艰难”。赵林林说。

剪辑师周宇遇到过更棘手的情况。2018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提出,广播电视邀请嘉宾应坚持“四个绝对不用”标准,并明确要求节目中文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不用。周宇负责剪辑的一期节目中,一位嘻哈歌手是当期的核心人物,所有情节都围绕他展开,最后只好放弃。“你就没法绕过他再重新剪了。当特别主要的人物出事,节目基本上就毁了。”

不仅明星会“塌房”,素人节目同样有类似情况。曾有不止一档恋爱综艺在播出之后,素人男嘉宾被网友发现存在道德或情感争议,于是被节目删去,致使情节破碎。“问题是,大家都只看结果,这个故事不完整不好看,我就不看了。其实对整个内容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周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打码“无止境”

多位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综艺节目出现大量马赛克,是从户外真人秀的流行开始的。

初期的马赛克是为了遮挡穿帮的摄影机和摄像师,以免让观众出戏。有些节目会用单面玻璃等方式布置隐藏摄影机,但近距离拍摄还是难免穿帮,观众之所以几乎意识不到摄影机的存在,得益于剪辑师的鬼斧神工。

赵林林以一个他处理过的几秒长镜头举例,女艺人坐在海边荡秋千,画面干净唯美,但实际上艺人近处原本有一位跟拍摄影师,为了把他去除得不露痕迹,需要几位剪辑师合作,花上三四天。“一人可能分个一秒,一点点处理。”

后来,更多马赛克是用来把不在节目合作范围内的商标去除。“只要是没赞助过节目的,其他所有的logo都需要码掉。”剪辑师吴竟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节目多在摄影棚里录制,场景已经布置好,一般不会出现其他品牌,而户外真人秀更不可控,例如随手拿起的矿泉水、路边的车等等都有商标,“打码量就多了很多”。

因突发情况造成的商务变动会增加打码工作量,比如客户临时撤单。2021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这!就是街舞》《吐槽大会》等多档节目都曾有槟榔企业赞助,在播节目紧急将相关广告打码撤下。

毛友权和团队做《初入职场的我们》节目时,因为画面场景人物较多、生活场景较杂乱,专门成立了一个“打码小组”。打码环节虽然枯燥,但有时可以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动画效果,反而增加了节目乐趣。

“还有一些不太适合出现在银幕上的素材也需要码掉,比如骷髅头像、文身等等,涉及炫富导向的比如明星的戒指、耳环、手表、房间里拍到的奢侈品,也都需要打码规避。”毛友权在短视频中介绍,为了尽量减少这种情况,前期工作人员一般会和艺人沟通,“但哪些品牌不能出现、哪些元素不合时宜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所以后期打码工作依旧是无止境的。”

目前,打码已经成为很多节目的新增环节,剪辑完成后要专门进行一轮打码。如果是可预见的打码需求,通常不会有额外的费用。吴竟力说,如果工作量太大,只会增加额外人员的人工成本,除此之外,“基本上公司不会赚打码的钱。”

随着意外打码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赵林林和节目组签合同时会增加附加条款:因突发原因造成的额外打码,不包含在原有费用中。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额外打码的行价大约在每个镜头60至150元不等,视镜头难度而定。

赵林林一般会和节目组提前约定,每期多少个镜头以内的打码量可以接受,如果多至上百个,“该追加预算就是得追加”。

遇到艺人翻车的突发情况,很多后期公司形成了常规的处理流程。“节目组有钱就出钱,如果资金够就补拍,没有的话,粗暴打码也OK,大不了糙一点,让大家知道起码在这方面有措施。”周宇说,“这个人犯了罪,当下看不到他什么结果,但是从文艺作品上,能看到他已经受到该有的处罚了。”

“换头”,行不行?

2014年9月,广电总局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对于“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不得邀请他们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并且暂停他们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影视节目及代言的广告。

此后几年,有不少“劣迹艺人”参与的影视作品中止拍摄或搁置上映,有些至今未能播出。有些项目投资体量大,处理方式五花八门。《小时代4》剪去了柯震东全部正面镜头,只以背影、倒影和画外音呈现;《道士下山》保留了房祖名部分戏份,但不得不做了大幅修改,制片人陈红公开直言“一个人,毁了一部片子”。

2015年上映的电影《捉妖记》曾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拍,出品人江志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曾找到好莱坞电影《返老还童》的特效化妆团队,对方表示操作难度大,报价高,“我一算,比重拍还贵”。剧组用演员井柏然替换柯震东,重拍的制作费用超过7000万元。

朱浩是一家特效公司的总监,曾为一部电视剧做过演员换头的处理。

“换头”,也就是找来新演员对部分戏份进行重拍,再利用特效技术将新演员的脸部合成到原演员的头上。《三千鸦杀》《光荣时代》《大秦帝国之崛起》《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等多部电视剧都因争议演员而采用了这类操作。

朱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重拍需要还原之前的服化道,场景稍加简化,在专业的摄影棚里拍摄。关键是模拟原来拍摄时的光位,才能使重拍更贴近真实。越复杂的镜头越难还原,“有的时候,别说一分钟,一天也干不出一两秒出来。”

比起综艺节目,影视作品的处理非常困难,“它每个镜头都是设计好的,该有的特写、中近景,不像综艺节目有这么多机位,导致它的可选择面特别窄。”周宇说。曾有制片人向周宇咨询能否替换一位“塌房”艺人的镜头,“可以换,但是成本太高了,一秒要花几千、上万元,还不如重新拍一集,所以当时也是把他拿掉。”

电视剧《巴清传》制作成本超过5.8亿元,号称“亚洲电视剧制作历史单体最大投资”,但因男女主角高云翔与范冰冰先后卷入负面新闻,播出计划一再搁置。出品方唐德影视公开称,更换角色需增加拍摄成本3000万元。

根据朱浩的了解,还有另一种处理方法,可以找一位新演员来进行人脸扫描和表情捕捉,然后利用AI算法,合成出一个假人,用假人替换涉事演员的所有戏份。这种方法无需补拍,可以节省大量成本,但目前还没有剧组尝试,否则在演员表上,“那个人叫不出名字来”。

“壮士断臂”

近几年,“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席卷世界,许多公众人物因涉及犯罪嫌疑、种族与性别歧视、历史争议等而遭到网络舆论的抵制。知名演员约翰尼·德普卷入家暴、《纸牌屋》主演凯文·史派西面临性侵指控等,都导致他们从正在拍摄的影视作品中被替换。

不久前,好莱坞演员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掌掴主持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未来十年禁止他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据美国媒体报道,奈飞、索尼影业等制片方搁置了史密斯主演的新片项目。

韩国歌手郑俊英因涉嫌性侵和偷拍,韩国KBS电视台叫停了所有他出演的综艺节目,郑俊英作为固定嘉宾的《两天一夜》推迟播出,剪去了他的全部戏份。韩国网红宋智雅被网民爆料穿戴假货后,两档在播节目删去了她的镜头。

关于“取消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惩罚措施,更多时候制作方是出于市场和票房收益而作出了选择。

例如,因出轨而卷入巨大负面舆论的国内艺人不在少数,参演的综艺节目仍可能照常播出,但随之而来的影视邀约通常会锐减。周宇参与的一档真人秀节目刚刚播完最后一期,参演嘉宾就被爆出轨,节目不受影响,“综艺是当下的即时消费品,对当下的热度影响很大,如果播完后再出事,除非违反法律才会被下架”。

有些负面舆情不涉及法律,不同的平台和制作方可能作出不同处理。有些节目出于谨慎,会暂时删去当事艺人。周宇说,“如果这个舆情控制超出自己能力,或者超出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它就只能选择壮士断臂了”。

2018年9月,演员吴秀波身陷出轨事件,舆论刚发酵时,他参演的《我就是演员》节目仍然正常播出至结束。几个月后,陈昱霖父母发布公开信,称女方被吴秀波以勒索为由报警抓捕。不久后播出的北京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删除了吴秀波担任主持人的串场环节,基本不见他的踪影。

前经纪人七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剪掉的艺人团队通常不会表达意见,他们只在拍摄过程中提要求,对于最终的成片没有话语权,“多数情况艺人早就把钱拿到手了,谁在乎呀”。

七喜参与过一档综艺节目,其中一期的主人公是一位喜欢嘻哈音乐的歌手。录完后有关通知下达,于是节目组把他表演嘻哈舞蹈的内容全部打上马赛克,采访内容也进行了弱化。“这些片段删减和调整不都是对他好吗?艺人团队也不会傻到,都给我们保留,我们就要挨骂。”

如果不触及底线,舆情平息后,一些艺人仍可以照常工作。周宇认为,这时把当事人完全剪掉,让观众意识不到他曾参与,对节目组和当事人都是更好的保护。

(应受访者要求,周宇、吴竟力、朱浩、七喜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