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想法不一样的是，郭德纲在2005年底的爆红其实和侯耀文的关系极小，他成为相声爱好者们的偶像是因为他的作品，他成为媒体的宠儿则是因为他的人设：相声界的草根英雄。

有人说，侯耀文在相声界保护了郭德纲，这倒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时侯耀文在相声界的地位很高，他的徒弟自然面子也大。

不过，话说回来，侯耀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郭德纲，有他这个师父在，有铁路文工团在，郭德纲和德云社也就只能在侯耀文的指导（允许）范围内发展。

2007年7月9日，侯耀文去世后第三天，在侯耀文别墅地下车库的小舞台旁，侯耀华召集侯门弟子齐聚一堂，希望侯门弟子们今后能够团结在侯耀华周围。

在场参加会议的郭德纲拿着手机站起来：“二大爷，我还有事，先走了”，随后他带领于谦等人退出了会场，从此他不仅不再是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签约演员，同时也摆脱了师父、师叔、师大爷、二大爷和师兄们的瓜葛，郭德纲和德云社像脱缰野马一样进入了自我成长的阶段。

2008年郭德纲先是通过何云伟、高峰等人掀起了一波针对时任曲协主席姜昆的指责，虽然此事很快被辟谣，但影响已经造成。

也是在这一年，郭德纲推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相声《我要反三俗》，嬉笑怒骂之间表达了对曲协倡导“反三俗”的不屑和讽刺。

很难想象，如果侯耀文在世的话，估计郭德纲绝不会如此大胆和犀利，更不会动不动就在相声段子里讽刺体制内相声团体和体制内相声演员，毕竟侯耀文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团长的身份摆在那儿呢。

也就是从2008年开始，郭德纲的身上多了一个重要的标签“反曲协”，由此也拉开了郭德纲、德云社和曲协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史”。

这种斗争或明或暗，在台上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存在，在台下则毫无避讳，只要是曲协有什么动静，总会有很多德云社的粉丝群起而攻之。

一旦曲协发布什么“反三俗”的倡议书之类，那更是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什么“曲协打压郭德纲”之类的话立刻刷屏。

在这里我们不免要提几个疑问：

1、曲艺家协会能管德云社吗？

2、曲艺家协会管得了德云社吗？

3、曲艺家协会倡导“反三俗”有错吗？

答案很明确，曲协只是一个民间行业协会性质的群众组织团体，不仅没有任何行政执法权，而且只对曲协下属会员有指导的权力，更多的时候曲协只是一个倡导行业自律的协会。

由于德云社没有申请加入曲协，不论是郭德纲还是德云社也都不是曲协会员，所以曲协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发布什么样的倡导，都和郭德纲和德云社没有任何关系。

更关键的地方是，曲协倡导行业“反三俗”那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做法，相反，如果曲协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积极“反三俗”才是有问题的，那样的话，曲协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既然曲协一方面不会对郭德纲和德云社造成任何实质性威胁，另一方面曲协的“反三俗”也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郭德纲、德云社和其粉丝却在相当长时间内刻意针对曲协以及很多体制内曲艺团体和演员呢？

这就不得不提当年社会上存在的一股“反体制”之风了。

也就是在郭德纲推出《我要反三俗》那几年，社会上和网络上有些人对警察、医生、教师等职业的态度非常苛刻，甚至出现了妖魔化这几个职业的舆论倾向，其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其实就是“反体制”。其中的代表事件很多，和娱乐圈关联最深的大概就是夏俊峰和伊能静。

郭德纲和其粉丝“反曲协”的做法是不是故意去蹭“反体制”的热潮不得而知，但其行为的结果却实打实迎合了这一股心怀叵测的网络动向。在相声界，曲协成为被妖魔化的体制，郭德纲和德云社则成了“反体制英雄”。

郭德纲的第一次走红有其“相声界草根英雄”标签的加持，那时候的他主要凭借的是过硬的相声作品，草根英雄的标签只是辅助。

但当2008年以后，当郭德纲的相声作品开始出现断崖式下滑的时候，郭德纲身上的标签又变成了“反体制”。

这个“反体制”标签对郭德纲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正好可以掩饰自己以及德云社三俗相声段子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树立假想敌的方式进行轮番炒作。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回避批评，不论是谁，只要是对德云社以及郭德纲的作品提出一些不好看法，在网络上很容易就会被粉丝淹没：你这就是打压郭德纲和德云社，你就是曲协的鹰犬爪牙等等。

于是，借着这股“反体制”的风潮，郭德纲和德云社走上了二次发展的潮头，粉丝越来越多，多到让其他人不敢说一句郭德纲和德云社的不好，有时候甚至到了“不夸”都是罪过的地步。

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导协会的曲协却成为了网络上的弱势群体，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会被粉丝们群起而攻之。

整个相声界在那个时间段陷入一种畸形的、狂热的、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中。

好在，“反体制”的风潮终究是要完蛋的，一些人的心怀叵测终究是要破产的，尤其是疫情以来，体制内的各个岗位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曾经被妖魔化严重的医生队伍和公立医院甚至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资源。

有心的人可以观察一下那些整天在防疫第一线忙碌的大白们，看看他们都是谁。

那些采集核酸检测样本（捅嗓子眼）的是公立医院的医生，那些站在旁边扫码的一般都是公立学校的教师，站在测核酸人群旁维持秩序的是警察，负责组织和宣传防疫的是社区人员，调配物资的是居委会和上级部门，这些当年被妖魔化最惨的岗位在防疫中成为冲在第一线的战士。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体制内的工作人员，防疫的压力将会倍增，这些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在关键时刻都可以成为国家级的战略资源。

所以，在近些年“反体制”之风基本开始销声匿迹，铁一般的事实已经证明，“反体制”终究只是一股歪风邪气。

也正因为此，郭德纲和德云社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不仅不在相声段子里或明或暗攻击和讽刺体制内的同行，也不再继续和曲协唱反调，郭德纲甚至还专门转发曲协的倡议书，和之前说《我要反三俗》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与此同时，德云社也开始在公司内建立支部，开始经常性义演以及开展社会性公益演出，相声作品里的三俗成分也大大减少。

一句话，近几年的德云社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家体制内的曲艺团体，用网络时髦用语，他们终于活成了郭德纲当初最讨厌的样子。

可能郭德纲也意识到“反体制”炒作的红利期已经过去，风险开始远远大于收益，他们必须尽快撕掉自己身上的“反体制”标签，以适应新的形势。

但是，也许是粉丝群体太庞大，也许是过去的炒作太猛，也许是粉丝们被灌输的东西太根深蒂固，造成的结果就是惯性太大，他们依然在不停攻击曲协和曲协主席姜昆，各种网络暴力层出不穷。

进入2022年，郭德纲和德云社似乎有些流年不利，不能说这些事情都必然和之前的各种过火炒作有联系，但你要说绝对没有关系也无人信。

这就是现实，当你因为某种炒作吃到了红利时，那必然你也要为这种炒作的后果付出代价。

终评郭德纲：炒作只能带来知名度，带来美誉度的只能是作品和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