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腔

全国影院开工数量不足一半，在海外势如破竹的《新蝙蝠侠》，果然在中国玩不转了。

不过，即便没有停业问题，这一版蝙蝠侠大抵也很难在我们这里卖座。

节奏慢、情节傻、画面黑，让很多只求美国大片一个“爽”字的中国观众很难认账。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新蝙蝠侠》在欧美收获了相当的好评，尤其是苛刻的评论界，绝大多数给出了好评（烂番茄指数85%）。

时不时的，就有读者在后台留言，奉劝我们好好聊电影，别碰政治，可是，究其根本，“电影”就是意识形态产物及工具，一部电影或成或败，恰恰总是其骨子里的政治性决定的。

而《新蝙蝠侠》这赤裸裸、无差别的无政府主义姿态，正是好莱坞商业大片里不多见的锋芒，这当然是创作上的新思路，但与其同门前作《小丑》一样，更是某种大众意识的投射。

——枪稿主编 徐元

蝙蝠侠永不过时

文/子戈

作者简介：影评人，枪稿主笔，一个不够温和的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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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蝙蝠侠》里，又见到那个熟悉的哥谭。

这座以“夜幕下的纽约”为原型的城市，已成了“混乱”的代名词。那里似乎只有夜晚，哪怕是白昼，也一律笼罩在雨与雾交替的阴霾中；那里每天上演着各式罪行，秩序早已荡然无存。

《新蝙蝠侠》故事发生在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第二年后，哥谭市仍旧罪恶横行。

最终毁灭世界的，不是任何外部力量，而是人类自身秩序的瓦解——这是蝙蝠侠电影的共识，也是其现实性所在。其经典作品，也几乎都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化再现。

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映照出后911时代的人们对于恐怖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双重恐慌；2019年托德·菲利普斯导演的《小丑》，以一个精神病人化身为街头领袖的荒诞故事，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病态……

在充满犯罪的城市中，小丑的疯狂更像一种超能力，能点燃民众心中的怨恨。

至于这次的《新蝙蝠侠》，同样也在撩拨当下的社会情绪。瘟疫、战争、无端的灾难、凋敝的民生……活在当下的世界，很难不感到颓丧。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经验，都在被打破；我们对世界能重建秩序的期待，也一再落空。

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些被抛掷脑后的大问题才会重回视野。比如，什么是正义？如果那些维护正义的固有力量通通失效，我们还能依赖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蝙蝠侠的故事里。

也正因如此，这个诞生于1939年的黑暗骑士，才会一次次“归来”，让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些历久弥新的课题。

数十年来蝙蝠侠以电影、动漫、游戏等各种形式与大家见面，而这一次的《新蝙蝠侠》是否意味着会对蝙蝠侠形象有一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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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蝙蝠侠，有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蝙蝠侠？”二是“布鲁斯·韦恩为什么要做蝙蝠侠？”这一公一私两大问题，共同构成其存在合法（理）性的基础。

其实所有超英电影都内含这两个问题，但只有蝙蝠侠电影真正直面了问题，并给出了像样的答案。

从诺兰三部曲到《新蝙蝠侠》刚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回应，且各有侧重，诺兰重前者，《新蝙》重后者。

这也决定了它们截然不同的气质，诺兰三部曲显然更为宏大，它以成熟的类型片工业，展现蝙蝠侠与现有社会秩序的互动关系；而《新蝙》更为私人，它以黑色电影风格，潜入蝙蝠侠内心，袒露他的深层焦虑。

可以说，是诺兰成就了蝙蝠侠，而《新蝙》为其补上了缺失的一环。

与以往的精英形象不同，《新蝙蝠侠》中布鲁斯·韦恩更像一个迷茫的文艺青年。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蝙蝠侠？

更准确讲，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蝙蝠侠这一法外力量来帮助人类实现正义？

这个问题看似庞大，其实并不复杂。

诺兰版三部曲横跨了2005到2012的七年时间，几乎覆盖了911之后的十年。他敏锐捕捉到后911时代的社会氛围——人们对恐怖分子的仇视以及对政府能力的极度不信任，并将这种情绪代入整个系列。

三部曲中的反派，无一不具有“恐怖主义”特质。

影武者联盟是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组织，以荡平世间一切罪恶为使命，在他们看来，哥谭已无可救药，只能毁灭；贝恩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为其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用一套底层革命叙事掩盖其杀戮的本质；与之相比，小丑要更为疯狂，他没有动机，没有原则，他只想看到世界燃烧，他俨然已成为某种克苏鲁式的莫测的恐怖——即恐怖本身。

由于相似的悲剧命运或复仇心愿，蝙蝠侠与反派的关系常常被粉丝解读为“一体两面”。

面对如此严峻的威胁，哥谭市政府根本无力应对，他们只能看着整座城市陷入瘫痪。也正因如此，蝙蝠侠才有了登场的机会。

那么这里实际隐含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政府作为一个垄断暴力的组织，如果没办法再履行“维护正义”的社会契约，那么我们是否仍默许其继续垄断暴力？还是说，我们从中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一位正直的英雄（或侠客），允许其代为执法？

这其实才是蝙蝠侠存在的法理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存在的脆弱性。他终究是一个太过理想化的英雄，不仅要有责任感，有与之匹配的能力，还要有道德、有底线，因此上，能力不足的警长戈登无法胜任，因堕落而自毁的检察官哈维·登特也无法胜任，只有侠探蝙蝠侠可以承担这一艰巨而微妙的使命。

他就像上天赐给哥谭的一份礼物。如此完美，也如此易碎。

哥谭民众信任、依赖蝙蝠侠，总是在危机中呼唤蝙蝠侠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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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蝙蝠侠》中，我们看到同一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如果说诺兰三部曲解决的是小政府甚至无政府状态下如何重建秩序的问题，那么《新蝙》遭遇的问题则是，政府过大了怎么办？

随着悬念层层揭晓，我们看到一个官商黑勾结的利益集团是如何盘踞在城市上空，无法无天的。此时的政府不仅没能惩治罪恶，反而成了制造罪恶的元凶。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新蝙蝠侠》花了大量篇幅铺垫哥谭市的颓废腐败。

为回答这一问题，影片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反派——谜语人。

他和蝙蝠侠一样，都是孤儿。他曾因为托马斯·韦恩（蝙蝠侠父亲）主导的“重振哥谭计划”而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后来，托马斯意外身亡，计划也戛然而止，而谜语人发现了城市背后的罪恶秘密。彻底幻灭后，他定下计划，决定毁灭这座背弃他的城市。

而在计划的前半部分，他俨然承担起一个“吹哨人”的角色。他设下重重谜题，引蝙蝠侠入局，为的是揭露哥谭的系统性腐败，并且他天真地以为，与他同病相怜（同为孤儿）的蝙蝠侠会在得知一切真相后，与他共享幻灭，并欣然见证哥谭的倾覆。

“谜语人”留下重重线索引蝙蝠侠追踪，使《新蝙蝠侠》看起来更像推理破案的侦探电影。

然而，他失算了。在关键时刻，蝙蝠侠再次力挽狂澜，成为拯救城市的英雄。

至此，我们明白，其实蝙蝠侠一直寄托着我们对于体制外力量的美好期待，这一切皆因人与体制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紧张关系。当政府鞭长莫及时，我们期待英雄（或侠客）能奔赴现场，救人于危难；当政府权力过大时，我们又希望英雄（或侠客）挺身而出，站在鸡蛋的一边。

于是蝙蝠侠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期待中，成为了游离于道德与法律边缘的暧昧的一点，适时地满足我们对于正义的强烈渴求。

我们需要蝙蝠侠，哪怕只存在于电影中。

始终坚持正义，打击罪恶，拯救无辜的蝙蝠侠，实际上是人们心中完美“侠客”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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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份期待同时也在制造问题，那就是：如果蝙蝠侠失控了怎么办？

难道我们还要再寻求另一种力量去反制他吗？如此下去，不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套娃困境了吗？

我们当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我们决定，把问题抛给蝙蝠侠，让他自己解决。换而言之，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正当的信念，确保他不会陷入失控的境地。

这也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布鲁斯·韦恩为什么要做蝙蝠侠？

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前作（包括1989年蒂姆·波顿版《蝙蝠侠》以及诺兰三部曲）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在于两点。

一是为继承。在蝙蝠侠心中，父亲托马斯就象征着哥谭仍未泯灭的良知。他要继续父亲未完的“慈善”事业，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二是为复仇。10岁那年，蝙蝠侠目睹了父母惨死于枪下，成年后，他在墓前立下誓言，竭尽此生，打击一切犯罪。自此，才有了黑暗骑士。

幼年时布鲁斯·韦恩目睹父母在小巷中被枪杀的场景，在多部DC电影里重现。

这两个理由看似牢不可破，实际都不牢靠。而《新蝙蝠侠》正是于此处拍出了“新”意。它实际就是要质疑这两个理由的正当性，并促使蝙蝠侠自我反思，从而皈依一个更坚定的信念。

于是我们看到影片中，这两大支柱先后遭到动摇。

先是父亲形象的坍塌。蝙蝠侠发现，父亲也许并不如想象中完美。为了竞选市长以及维护家族荣誉，父亲曾雇凶意外“杀”死了手握黑料的记者。

再来，复仇的理由又有多正当呢？

细想之下，就会明白，这其中存在一个逻辑断裂。即从“报父母之仇”到“打击一切犯罪”，这种正义感的扩大化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进一步想，就会发现这之中的危险性，某种程度上，蝙蝠侠的“打击一切犯罪”与反社会人士（如小丑、谜语人）的“无差别杀戮”有着某种同构性。它们都是将针对具体人的愤怒，放大为了针对更抽象的社会的愤怒。只不过，蝙蝠侠将内心的戾气释放到了“恶人”身上，使其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但究其根本，两者的相似性或许远大于差异。

《新蝙蝠侠》主演罗伯特·帕丁森认为蝙蝠侠不是超级英雄，只是一个存在缺陷的“复杂的人”。

正如影片结尾，当谜语人基于相似的复仇心理，试图毁灭哥谭，而暴徒们在其煽动下冲进城市，大开杀戒。蝙蝠侠出手阻止，可当他掀开暴徒的面罩，却听对方说道：“I am vengeance（我是复仇）.”

那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此刻已成了暴徒的宣言。

这时，蝙蝠侠才突然意识到，“复仇”是一种极度危险的情绪，它可能引发充满道德感的积极行为，但也随时可能失控，摧毁一切秩序。

也正因如此，他重新开始反思：“我为什么要做蝙蝠侠？”

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吗？还是为了以公益之名，倾泄私愤？抑或是，还可以有另外的理由，比如我真心希望这座城市更好，人们充满希望。

在影片接近尾声的一幕中，我们看到了答案。

只见蝙蝠侠斩断绳索，掉进芸芸众生的洪流中，他把手伸向人们，而人们也不再惧怕他。这是蝙蝠侠从始至终唯一一次以非暴力的形式释放善意，但也恰恰是这个行为，让他远离了“复仇”心态，贴近了更为朴素的“正义”本身。

看清哥谭的真相后，蝙蝠侠做了与“谜语人”完全相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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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新蝙蝠侠》宣告了“蝙蝠侠补完计划”的完成。

它在更严谨地论证了“社会为什么需要蝙蝠侠”这个问题后，又为蝙蝠侠确立了一个更为正当的信念，让我们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他。

应该说，这一整套逻辑闭环的实现，除了蝙蝠侠，还没有哪个超级英雄能做到。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蝙蝠侠做到了？

很简单，因为他是个普通人。他没有超能力。他就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一切都好，他更愿意做一个风流公子。

这也是蝙蝠侠和多数超级英雄最不一样的地方，他的行为没法简单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来解释，相反，他是先赋予了自己一份责任，才去锻造相应的能力（包括学习格斗术、花重金打造装备等）。换句话说，他保有最免受苛责的“退出机制”，但他仍然坚持做一名义警，这就使得这个人物注定与牺牲、受难等高贵的词汇紧紧连结，从而获得一种崇高感。

只有蝙蝠侠才是“侠”，其他超级英雄都忙着做“神”，做“偶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更能把黑暗“骑士”与我们文化中的“侠客”联系起来。

他们虽然表面上一个源自精英文化，一个起于草莽；一个注重尊严荣誉，一个肩负社会责任。但某种程度上，他们又都共享着同一种精神资源，即：在容易与正确之间，永远选择后者。用孟子的话，叫“虽千万人，吾往矣。”用《骑士十诫》里的话，叫“永远用正义和善良对抗不公与邪恶。”

继承与复仇两个理由都被瓦解，蝙蝠侠在各种打击中重新振作，完成蜕变。

当然我们都知道，蝙蝠侠的最终追求，是一个不再需要蝙蝠侠的世界。

但对我们来讲，显然一个仍有骑士/侠客存在的世界，才更令人心安。

而电影作为一种基于现实的造梦工程，正是在为现实中的种种焦虑，提供疏解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按下蝙蝠灯后投在天空上的图案，与放映机投在大银幕上的光，有着同等的治愈作用。

我想说，蝙蝠侠永不过时。

只要这世界还有不公，只要真相仍时常缺席，只要世上仍有一群人试图凌驾于另一群人之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就永远都有一只蝙蝠在飞。

编辑/徐元

排版/青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