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锋”渐趋“主流”，从“导演”转型“监制”，从做好自我艺术表达到为中国电影探路求新，在电影这条寻梦之路上，黄建新一直在追求变化，而他始终不变的，是那颗热爱电影、蓬勃跳动的“匠心”。

爬进暖气管，

他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1954年，黄建新出生于陕西西安南院门卢进士巷中的一个干部家庭，他是家里第一个孩子。一年后，弟弟出生，两人就在这个普通却温馨的四口之家里相伴成长。

1970年，16岁的黄建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甘肃武威的空军飞机场里做地勤。当他整理好行装，即将奔赴前程时，也许不会想到，改变自己未来人生方向、开启后来电影人生的钥匙，即将出现在这条参军之路上。

追根溯源，那把关键的“钥匙”，既不是一卷胶片、一台摄像机，也不是一本电影专著或是一位电影专家，而是他所在部队礼堂外的一根暖气管道。黄建新参军时，他所在的部队每个月都会面向干部进行两次电影放映。作为战士，黄建新没法参与观看，却也对放映的电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礼堂里放映电影，16岁的少年进不了门，就想方设法顺着墙外的暖气管道爬进去。如同蝴蝶效应一般，攀上一根管道，看完一部电影，这样朝夕之间发生的小事却在黄建新的心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却也十分迷茫的少年来说，电影的出现让他黯淡的生活中从此有了色彩，让他不由对电影发出感叹——太神奇了。

黄建新

自此后，黄建新的生活里便常有电影为伴，不过这作伴的方式却不再是上蹿下跳地爬进部队的暖气管道，而是沉下心来，利用周末闲暇时间，进入第五航空学院的图书馆，阅读馆内电影类的专著。从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到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再到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在当兵的6年时间里，黄建新读完了馆内所有与电影有关的书籍。

1976年部队复员，黄建新回到西安，恰好赶上市卫生宣传馆有个摄影岗位正在招工。那时的他虽未接触过相关的知识和理论，却仍然凭借着极高的悟性被宣传馆选中。在馆内从事摄影工作一年后，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黄建新又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新闻进修班，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学习。

做摄影、学新闻，在复员后的几年时间里，黄建新虽然还没正式接触电影创作，却依然不放弃任何与电影“打交道”的机会。在大学进修期间，他仍然保持着阅读电影类书籍的习惯，临近毕业时，与他一样也喜欢电影的班主任在闲谈中知晓了他这一爱好特长，就把他推荐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面对这个非科班出身的新闻系学生，西影厂文学部把当时《沧海横流》的电影剧本作为考核拿给了黄建新，要求他三天之内写一篇影评出来。翻开剧本，黄建新被里面的内容深深吸引，看完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写下了7000字的影评。就是这篇影评，让西影厂做出了最终的决定——“这学生我们要了”。

1979年，黄建新入职西影，至此，他才真正有了参与电影创作的机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对于初入电影行业的黄建新来说格外适用。在西影厂，他最初的工作是在文学部做编辑，在这期间他遇到了曾执导《第十个弹孔》的导演艾水。在与黄建新进行简短交流后，艾水当即决定给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先让他来自己的电影片场当场记。

走出文学部，走进电影片场，有了这次做场记的经历，黄建新从此得到了更多试炼的机会，以不同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平日里作为场记，他在各个电影片场忙碌；作为编剧，他创作了电影剧本《女侦察员》；他还担任过副导演，完成了电影《六斤县长》的执导工作……在这期间，他的名字也被厂里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导演了《白桦林中的哨所》的姚守岗，执导过《特高课在行动》的李育才，中国戏曲电影经典之作《三滴血》的导演郭阳庭，更有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

吴天明对黄建新的评价是“脑子比较清楚”。作为厂长，吴天明并没有把对于黄建新的提拔和赏识全部放在对他的工作调动或安排上，反之，吴天明的想法是让黄建新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你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吧，考上你就读，考不上你再回来”。

1983年，在吴天明的建议和鼓励下，黄建新成功考取北京电影学院，进入导演系进修，学成后又回到西影厂。从此，他的身上又多了一个身份——导演。

将此前学电影、参与电影制作的经验作为基石，1985年，在与他人合作拍摄了剧情片《小雨中的回忆》仅一年后，黄建新就交出了他首部独立导演的作品《黑炮事件》，这部电影让黄建新在当时国内各类电影奖项中崭露头角，他也由此正式走上了自己的电影导演之路。

“黑炮”问世，金鸡啼晓

《黑炮事件》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讲述了一个性格老实本分、专业能力突出的工程师，为了寻找一颗“黑炮”象棋子，发了一封带有“寻找黑炮”字样的电报，因此遭遇信任危机的故事。整部电影充斥着黑色幽默和人文关怀的碰撞。

1986年电影公映，“黄建新”的名字出现在更多电影人和观众的视野里。那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若是将时间倒推回一年前，这部电影能不能开机，拍完了又是否可以过审继而顺利上映，都是当时摆在黄建新面前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在《黑炮事件》的拍摄正式提上日程前，西影厂本想让黄建新拍摄的是一部写实的商业片，而非《黑炮》这样带有十足荒诞感和现实讽刺的艺术电影。可黄建新坚持自己的表达诉求，在读完原著小说后，他把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构想写成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拿给吴天明看，并对吴天明言明了自己的想法，说如果他要来拍这部电影，必然会对很多的地方进行改动，不会走写实路线。经验丰富的吴天明知道，黄建新的想法一定会和厂里许多人的意愿相悖，不过他还是尊重这个年轻人的创作自由，带着鼓励创新的初衷，同意了黄建新的拍摄要求。

建厂初期的西影厂办公楼，远处为大雁塔

有了厂长的支持，在征得原著作者的同意后，电影《黑炮事件》正式启动。开拍不久后，电影的第一批样片被送去厂里的业委会审核，而业委会在看完样片后，对于《黑炮事件》给出的结论却是：停拍。

三面白色墙壁，一张白色会议桌，会议桌上一席白布铺开，两边对坐着的参会人员言辞喋喋，手势翩翩。画面里的争执与讨论伴随着背景音，那一下下轻微却不可忽略的跳动节奏，来自于镜头正对的白色墙壁之上，那个带着粗黑指针的巨大白色时钟。

这是《黑炮事件》送审业委会时的样片镜头，这场针对本片主人公展开的行为动因分析会的戏，在黄建新的艺术处理下，以黑白单色铺满画面，极具视觉冲击的情景一镜到底，是个足有四分钟的长镜头。对于这样有创意、有想法的艺术表达，吴天明自然是支持的，可负责审核的业委会却对此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

“哪有这么拍电影的？想明白了再拍！”这是黄建新从业委会那里收到的反馈，同时收到的还有停拍通知。可即使拍摄想法不被认可，拍摄过程一波三折，黄建新也不曾有过放弃的念头。这些，身为厂长的吴天明都看在眼里。身为西影厂的“一家之主”，吴天明曾给予过很多坚持创新的年轻电影人支持，这一次，他又选择坚定地站在黄建新身后，力排众议，这成为了《黑炮事件》能够继续拍摄下去的强大支撑。

好事总是多磨。黄建新这部电影处女作在经历过险遭业委会叫停、成片送审未过、后期反复修改反复送审的一次次波折后，最终在1986年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一炮而红。在当年的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主演刘子枫凭借该片斩获了最佳男演员奖项，电影也得到了最佳故事片的提名。

《黑炮事件》大获成功后，黄建新又接连拍摄了原创电影《错位》和小说改编电影《轮回》，这三部因先锋性和原创性被称为“先锋三部曲”的电影，让黄建新三度结缘“金鸡”。

“黑炮”问世，金鸡啼晓，而此时黄建新与金鸡奖的缘分，不过才刚刚开始。除金鸡奖之外，《黑炮事件》在当年还获得了政府奖，因为这个奖项，黄建新还开启了另一场与“知识分子”的缘分。在政府奖得奖的公布现场，当《黑炮事件》被念到获奖时，台下曾响起过一阵会意的笑声。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臭老九”是对于知识分子的一种贬称。因为《黑炮事件》的主人公身份是知识分子，电影在政府奖得奖被念到的排位又正好是第九，这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巧合也就诞生了。

1990年，黄建新作为学者，应邀前往悉尼电影电视高等学院讲学。回国后的他感受到了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微妙变化。在人们的价值重心逐渐向商业层面转移的时期，他察觉出了知识分子的危机，并将这种变化与危机反映在了他的“都市三部曲”中。此时，“知识分子”是黄建新电影中最常出现的形象，而在别人眼里，黄建新本人身上的特质也与知识分子十分契合。在这一点上，当时与黄建新同为西影厂编剧的孙毅安有着相当的发言权。

“大约一米七零的身高，瘦瘦的，眉清目秀，一头黑发。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但眼神坚定，举止文雅，站在一大群西影厂的糙老爷们中，显得与众不同。”这是孙毅安在西影厂一次文创会议上见到黄建新时的初印象。后来，黄建新常去孙毅安工作的文学部查资料，孙毅安便抓住机会请教黄建新问题。

从第十三届金鸡奖，到首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再到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孙毅安的印象里，眼前这位已屡屡斩获电影大奖，声名如日中天的大导演，在面对自己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编剧时，始终是随和谦逊、有问必答的。在西影厂二层的文学部和三层的导演室之间，一道楼梯连通了孙毅安与黄建新的交流往来，而两人后来的密切合作，始于一本小说。

黄建新（左）在《背靠背，脸对脸》拍摄现场

1994年，黄建新找到孙毅安，给了他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作《秋风醉了》。看完书后，孙毅安把他关于小说的想法滔滔不绝地给黄建新讲了半个小时。黄建新耐心地听着他的叙述，一次都不曾打断，直到孙毅安讲完，黄建新才问他，有没有意愿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对于这个问题，孙毅安毫不犹豫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可由于电影投资洽谈时间临近，除去排版誊印的时间，他们只有四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如此紧张的期限，无论对谁来讲，都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四天时间里，孙毅安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随时和黄建新讨论剧本的改编方式，而黄建新也一直跟进着孙毅安的进度，不断给予他指导和修改意见。四天后，一份新鲜出炉的剧本初稿出现在黄建新的面前。这个剧本后来又经历多番修改、审核，最终被黄建新呈现在镜头下，就是那部在当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大学生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等五大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总计获奖20项、提名4项的影片《背靠背，脸对脸》。

《背靠背，脸对脸》的成功使得孙毅安在编剧界一战成名，他也就此把对黄建新的称呼从“导演”改为了“师父”。二人通力合作，又先后打造出了《埋伏》《没事偷着乐》《派出所的故事》等一系列电影作品。此后每每提及黄建新，孙毅安都会感念黄建新对自己的提携与教诲，称黄建新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良师和领路人。

转型监制，

“中国需要自己的电影工业”

从吴天明到黄建新，从黄建新到孙毅安，电影事业代代传承。黄建新本人从来没有忘记，作为电影人，除了拍摄符合自己艺术理念的电影外，肩负的更重要的使命与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遭遇困境，在票房收入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外国进口的商业大片还要以分账的形式，拿走票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国外大片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这与黄建新在赴澳访学时发现的，中国电影在国外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样的局面下，黄建新认识到探索中国电影新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思考更适合国产电影发展的模式和方向。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已从西影厂调至中影合拍公司工作的黄建新，被邀请出任好莱坞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新片《杀死比尔》的中方监制。这次监制经历让黄建新深切体会到了中外电影的不同不只在于受众范围，更在于运作模式。

工作中，黄建新看到了许多自己之前不常在国内电影筹备中看到的东西：开拍前，项目组就已经拟好了厚厚一本预算文件，这其中包含支撑电影可以有条不紊拍摄的现场调配系统，各项工作都会细化到每个岗位，甚至会具体到每天的拍摄进度。在看到了国外电影“财务有预算，拍摄按计划”这样系统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后，“电影工业”这四个字便深深印刻在了黄建新的脑海中。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黄建新曾说：“我们之所以转过来做监制，就是希望国内首先要建立‘工业’概念，不要像‘作坊式’的，因为‘作坊式’的作业，永远打不赢工业体系。工业概念的提出就产生了电影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监制，他其实分担了投资方的职责，这样就可以让导演集中精力去拍戏。”

黄建新（右）与吴天明合影

2003年，黄建新出任中国电影协会会长，两年后，他把自己“心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求求你，表扬我》导演完成，随即暂时搁置了自己的电影创作，把工作重心从导演转移到了监制上。

与导演行业不同，监制这个要贯穿电影制作各个环节的工作若想要做好，需要熟知的东西更多。早前黄建新做场记时，有一个外号叫“救火队”，他做事认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电影片场每每遇到难题，大家首先想到能解决问题的人就是黄建新。工作最多的时候，黄建新曾在一年中连续在三个片场工作。博观而约取，厚积能薄发，这份最基础也最辛苦的工作经历让黄建新积累了很多经验，成为他如今承担监制工作的莫大助益。

2006年，电影《墨攻》上映，反响热烈，许多业内人士在对电影本身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主创之一黄建新的监制身份。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请黄建新去做自己电影的监制。在他的监制下，工业体系的运作模式逐步在多部电影中推进开来。有了工业体系的加持，导演们脑海中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画面也得以被最大程度地具象与还原。《墨攻》中千军阵前万矢穿云的浩大场面，让观众们看到了救城墨者的兼爱非攻、一力能挡百万师的仁智，看到了守城军民“生为将星死为吏，尽是山川不平气”的孤勇；《投名状》里那个弥漫着黄沙狼烟、关于兄弟断义的悲情故事；《十月围城》里，记录了革命洪流来袭，义胆群英的牺牲；《钱学森》中的往事，使人震撼于一代学人拳拳的报国之心……

光影流动间，皑皑茫茫的雪景、铁骑重甲的军阵、宽阔河面的怒涛、林海冰封的森寒……这些场景的再现，少不了强大而雄厚的电影工业在背后做支撑。几年时间里，“导演黄建新”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可与此同时，黄建新带着自己对电影独到的理解与体悟，成为了圈中著名的“金牌监制”，也成为了推动中国电影进入高速发展轨道的影坛巨擘。

作为监制，黄建新有着自己的原则，一是对于大制作电影，要在可控的成本里把内容完成到最好，另一个则是帮助年轻的电影人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让他们能顺利拍出自己电影作品。

2006年以后，走进观众视野的电影场面愈加宏大，国产片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为鼓励年轻人做电影，诸如上海国际电影节、金鸡电影节等在内的许多电影奖项都开始设立创投板块。在监制电影外，黄建新也多次参与其中，只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就先后做过五次主席。黄建新曾在多个公开场合都表示过，支持年轻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大家老是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影，那是因为吴天明启用了一批年轻人被传为佳话，今天也是一样，年轻人永远会超越我们”。

只做“匠人”，不做“大师”

黄建新再执导筒时，已经是2009年了。这一次，他的电影视角从独立的小人物拓展到了时代的大变革。那时，黄建新在电影学院进修时的老同学、时任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的韩三平找到了他，两人共同指导了庆祝祖国60周年华诞的献礼影片《建国大业》。这部电影里，黄建新首次启用了全明星阵容，开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凭借该片他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导演，影片也获得了第十九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此后，他又与韩三平联合执导、监制了电影《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有人将此合称为“主旋律三部曲”。

接着，黄建新又大胆做出尝试，把主旋律题材和商业类型片结合起来，监制了电影《智取威虎山》。而后，他又接下了由真实案件改编，拍摄横跨中、泰、缅多国的电影《湄公河行动》的制片工作。然而影片中故事发生的时代，中国警察在那时出国执行任务是不能配枪的，但在现代动作影片中，枪战、打斗又是少不了的元素。既要尊重规定符合实际，又要协调枪战场面的出现，这让黄建新很苦恼。于是，他转而向众多外国大片寻求经验，比如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3》中，有一场上海街头的枪战戏，“男主角拿着枪在上海乱跑，我们也没有人抗议，老百姓看也都觉得很自然，打坏蛋嘛”。

后来，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协助电影拍摄的公安部领导帮黄建新想到了办法，对情节稍加调整：身为警察的主角在境外得到了长年潜伏在当地的中国缉毒情报员的帮助，为他们的战斗提供了火力支援。这样一改，原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19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找到黄建新，希望他可以再制作一部与《建党伟业》同题材的电影，为“建党100周年”做准备。黄建新听后，坚定地接下了这个拍摄任务。

面对这样一段自己曾有过拍摄经验的历史，坚持创新的黄建新并没有觉得得心应手，反而变得很犹疑。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去刻画这段史实，成了他不断思考的问题。

在以上海为主、中外多条线索并进的叙述视角下，电影中的人物角色变得多且关系复杂，这就对选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角时，黄建新不只要求演员能有契合角色的形象，更把演员的眼神作为选角的重要一环。“我记得当时我们工作室里四面墙上全是照片，每一个（角色）都有十个左右的候选人……跟演员见面的时候，你盯着他一直跟他聊天，看他的眼睛，你就能判定他的眼睛中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从业四十余年，个人票房累计超过87亿，国内国际斩获无数大奖，这位足以被称为“大师”的电影人一路走来，却始终保持谦逊。在黄建新的定义里，他从来都不是“大师”，而是“匠人”。面对外界关于他褒奖与称赞，黄建新的回答始终如一：“我一直认为电影是大众艺术。90年代末有杂志采访我，我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个匠人’，我在用我的技能去描述或者表达，电影工业需要的也是能工巧匠。”

四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黄建新的艺术风格和对电影的思考曾几番转变，然而岁月的磨砺却使他的心境日臻平和。只做“匠人”，不做“大师”，如今的他，依旧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电影事业注入着自己的心血与能量。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3期

作者：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