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

《亲爱的》和《失孤》的出现为我国拐卖儿童题材电影树立了标杆，对拐卖儿童事件多元化、多角度、多立场、全方位的展现使电影在此现实题材面前发挥了重要防拐的社会作用，是文艺对现实一次热烈的反映，也是文艺参与社会事件的一次决心，尤其将真实事件作为文艺创作的灵感来源，成就了荧幕上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影视佳作。从《亲爱的》到《失孤》，是影视对作为受害者的被拐儿童父母的书写到作为受害者的被拐儿童书写的一次转变，不同视角下，影片突出强烈的悲剧意识和问题意识，展现了面对生离人类的脆弱和无助，以及处在社会黑暗面的人性之黑暗，但与此同时，对被害者的创伤书写却在某种程度上略显单一，即对亲人的追寻而非对“拐卖”事件的心理创伤。

《怒火追凶》是2020年在腾讯视频独家上映的网络犯罪电影，影片围绕拐卖儿童这一社会热点话题，讲述了曾经历过拐卖的青年周南在接受他人委托寻找失踪儿童时因故意伤人而经受牢狱之灾，出狱后因市场管理员李大光的委托又再次卷入追查拐卖儿童的事件中，随着周南调查的深入，他不仅追查到当年拐卖儿童的重大犯罪团伙，又得知李大光也曾是拐卖儿童的罪犯，并且养女李言便是其拐卖来的女孩，而此时的李大光已失去理智，正在付出一切代价寻找李言。《怒火追凶》将拐卖题材与黑帮元素进行深度融合，在反映社会热点带来社会反思效果的同时，全片充斥着暴力叙事，展现不同于其他拐卖题材的视觉效果，并重点通过人物周南，突出作为受害者的被拐儿童本身因拐卖事件所产生的心理创伤、应激反应和生活不便。

一、 创伤下的人物群像

《怒火追凶》在人物设置上下足了功夫，围绕拐卖儿童事件，对焦受害者、加害者与处于两者之间的人群，关注他们的创伤和变化，续写属于他们的悲剧。首先作为主角的周南在出场时便是受到他人委托寻找被拐卖的孩子，影片通过一系列暴力叙事塑造了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形象，而英雄何许人也却被画上问号，见义勇为的行动也因为错误的方式成为他的罪状，别具一格的出场方式使周南这一人物自带英雄光环的同时，充满神秘色彩，但导演并未致力于讲述周南的“前世今生”，而是关注生活在过去阴影下的英雄当下的生活，并借助周南之口将过去的伤痕看似轻易的道出，即周南是多年前被拐卖至蚌城的受害者之一。英雄背后的伤痛是其成为英雄的关键，同样，成为英雄也是周南作为拐卖事件受害者受到心理创伤而做出的行动选择，而这也为这一人物的塑造增添了有力的行动动机和立体性。

除此之外，影片在塑造赵警官时也采取了大胆的建构策略，影片开头周南见义勇为，帮助警方抓获了人贩团伙，却被赵警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而影片最后，则采取闪回手法在回忆中进行反转，将讲述视角转换至当时的赵警官，道出当时周南解救的孩子中包含赵警官女儿的事实，在面对法律和道义相悖的情况时，赵警官一边坚守职责，一边维护道义，与周南成为体制内外的好搭档，而这一点也被视觉化于两人与李大光的对决中。

除周南和赵警官等受害者，导演在塑造人物时最大的点睛之笔便在于对李大光这一人物的塑造。李大光是最具反转效果的人物，具有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身份，首先他作为拐卖事件的受害者出现，并以此委托周南协助寻找失踪的养女李言，其次在寻找过程中向警方、周南与观众抛出疑问，即为何如此心疼养女的李大光拒绝为养女上户口以方便其上学和生活，在这一悬念下采用双线叙事，在警方查取真相的同时李大光露出真面目并逐渐变态化。

二、 身份焦虑与认同

从人物设置上而言，周南在儿时被拐卖的心理创伤的影响下，在面对新的拐卖事件时产生巨大的同理心从而成为防拐的英雄式人物，这样的创伤叙事同样伴随着周南模糊的身份定位所导致的身份焦虑。正如始终无法获得的合法户口，周南虽在蚌城长大，而这里对其而言却是异乡一般的存在，拐卖事件给他带去的不仅是对拐卖的创伤，还有从此模糊的身份，即他从哪儿来的问题，这样的身份焦虑使其在面对深情的妻子时却无法给其婚姻的安全感，同时也加深了其内心的创伤，因此如何战胜这种创伤带来的身份焦虑，并获得身份认同是周南战胜创伤的重要途经。影片的最后，周南再次战胜拐卖儿童的罪犯，并在妻子的治愈下选择了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赵警官带来的纸质户口证明不仅是周南作为“周南”身份的一种认同，而且标志着周南战胜创伤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尾声

近年来，国家加大防拐力度，不仅表现在立法执法上，而且乐于运用多样化的宣传方式，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揭露拐卖背后的黑暗现实，防止拐卖妇女儿童的罪恶出现，同时也表明国家治理拐卖事件、守护人民安全的决心。正如《怒火追凶》所塑造的，拐卖所造成的被害者所产生的心理创伤是不可逆的，拐卖是犯罪、是天理不容、是人神共愤，而影片所做的不仅仅是揭露，同时也表明了一种美好的期冀，愿所有遭受不幸的人都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一影一话 谱人生虚实

俱是覆舟风雨 书字可抵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

终南影话 电影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