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武汉封城,人们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时,迎来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新年。大年三十晚上,跟随着各地援鄂医疗队奔赴前线的,还有一群扛着摄像机的纪录片人。他们或穿上防护服与医护人员在救治一线共同经历生死搏斗;或敲开身处“风暴”中心的武汉普通市民家门,记录下他们在不平常之中的日常;或是带上手机和无人机,走出家门,在武汉的街头来一场边走边拍的记录;

  更有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外国人,决定用自己的镜头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武汉……今天,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当下,这些纪录片人终于有时间放下手中的摄像机,一同走进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与大家分享他们在抗疫前线的所见所感。



记录时代更应关注个体叙事

  作为获得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的资深纪录片导演,范俭有过拍摄重大事件纪录片的经验,他的《活着》和《十年:吾儿勿忘》聚焦汶川地震。今年3月,范俭和澎湃新闻团队一起向武汉出发,他们选择了离疫情风暴中心最近的居民社区百步亭作为拍摄的“主战场”,那些表现社群关系的故事,最后被集结成了一部作品,取名《被遗忘的春天》。

  与2008年深入汶川地震创伤的第一现场不同,这次去武汉,范俭有意选择了“往后退一步”,“我从开始就没有想到去医院拍,想对生活日常进行拍摄。因为在这种疫情之下,武汉人的生活日常是怎样的,人的关系又如何被影响,在当时并没有被外界太多关注,这不符合纪录片的观察态度,也不是新闻视角的观察,所以我就选择去社区,这反而给了我更大的空间。”



  但是范俭的想法遭遇到了现实的阻力,“很多人是拒绝的,不愿意被拍摄,因为我们的拍摄是需要在家里,而且长时间待在家里拍私人空间,事实上也把他们家简单的私密暴露出来了。他是确诊的,他是确诊的家属,这本身就是一种暴露,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被拒绝了很多次之后,终于有一个人同意了。”

  范俭在职业生涯早期做过记者,当被问到,通过记者视角做故事,和通过做导演视角做故事有什么差别,以及以影片形式呈现到底和新闻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拍关于武汉的题材,会尽量多得用电影的角度去看,我拍的东西适不适合做一个电影来呈现,适不适合在荧幕上呈现,而不是在小屏幕。”

  “尤其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很多时候不能进影院,我们传播要考虑小屏幕。这几年我本人的创作,是希望拍的作品有电影质感。除了制作上的质量,更多的是观念层面的,要跟新闻的视角不一样,要跟媒体报道的视角不一样。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完全呈现媒体报道的内容,一定要有更内在的内容,或者说不需要有太多新闻性和时效性的内容,需要对人性和时代有更深入的思考



  而做新闻调查记者出身的范士广,面对突发的疫情,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我要去新闻的中心,我要去告诉大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在这之前,由他任总导演的纪录片《人间世》曾引发过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次他决定再次把镜头对准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但他有意抛弃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体化的感受。

  “在特别重大的灾难面前,我觉得个人化的叙事、经验和体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而且会让你看到个体中的经历。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是更为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展开了100个人的采访计划,我们离开武汉前一天还在采访。”范士广认为,纪录片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反映现实和时代的时候,能呈现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这是你的天性要做的一件事情。”



  范士广也提到了在武汉时,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一天方舱要撤离,我们要去那边拍摄,记者围了一圈拍医疗队员撤离,很难挤进去,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皮卡丘大玩具,拿了A4纸,上面写着‘谢谢你们’。我问他说你怎么不进去?他说我进不去,我在这里等了30多分钟了。那个时候是3月中旬,第一批人要撤走了。那个时候已经很热了,太阳晒的又闷又热,我还是要跑过来送他们。”

  “后来他们把面罩摘下来的时候,满头全是汗,戴了三层口罩。他们说我就想送他们一下,从大年夜到现在,武汉年轻人一直都躲在家里边不出来,我们希望做一点事情。他就出去送医生上班,送物资,还假扮各种各样的卡通人物。后来我加了他们朋友圈,发现不光扮过皮卡丘,还扮过海绵宝宝和多拉A梦,很感动。”



  “你会很感触这种特殊时期的情感,对于我们来讲,这种情感本身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其中有一集是《相逢》,彼此相互搀扶,相互依偎,本来就应该这样子,这是我们这个片子一直想歌颂的东西。”

“全民记录”正打破创作边界

  与范俭和范士广的专业出身不同,武汉人林晨是一名VLOG博主,在B站上也是小有名气。在封城的日子里,他用手机和无人机拍摄创作的系列短视频《武汉日记》是疫情初期大家最早看到的武汉影像纪录。这些视频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引来热议。

  作为“非专业”纪录片人,林晨没有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自我角色界定。但正如论坛主持人、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指出的,林晨对无人机的使用呈现了非常有趣的叙述视角,区别于传统纪录片。传统纪录片中无人机的客观视角在《武汉日记》里,成为了个人化的主观视角。



  林晨解释:我要从我的视角探索这件事情,所以我首先配上自己的旁白,把无人机的起飞过程也拍进去,使它和我产生关联,让无人机看见的成为我能看见的东西。”

  如果说林晨的《武汉日记》完全是一次个体视角的呈现,那么导演、诗人、文艺评论家、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正在制作中的全民记录计划《余生一日》则像一束聚光灯,打在了生活的万花筒上,试图把不同的视角集结起来。而这种企图具有启蒙意义:“大家突然觉得,原来我记录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它就是历史本身,原来我就是一个历史的书写者。”

  秦晓宇认为全民记录的时代和全民导演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我们拍摄的设备非常普及,一个智能手机就能完成高质量的拍摄。真正的创作就是要打破边界,而不是划地为牢。全民记录计划,这只是一次尝试,以后这种方式会成为一种常态化。”

  秦晓宇还表示,相比在前线拍摄,而重要的是往深处拍摄。深处也许不再是环境、社会层面或者公共空间,而是心理情感和私人空间。而后者恰恰是电影艺术和文学作品最有表达能力的地方。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疫情期间,带来了两部带有典型新媒体属性的作品《南京抗疫现场》和《好久不见,武汉》。区别于其它拍摄疫情主题的纪录片人,竹内亮预设的观众不仅有中国观众,还有日本乃至全世界的观众。这使他在自己的影片里总是不断在中文和日语间切换表达,并成为了自己影片的出镜主角。

  竹内亮导演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外国人、日本人,还是纪录片的导演”,他感慨道,“外国人更愿意听像我这样外国人说的话,即使是完全一样的内容,外国人也愿意相信外国人说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但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利用我的身份来介绍真实的中国,这是我的一个定位。因为我喜欢中国,我觉得中国很好玩,所以利用我的身份介绍中国好玩的地方,漂亮的地方。”

  《好久不见,武汉》的拍摄对象,是竹内亮用微博招募征集来的100名网友中筛选出的10位。通过与拍摄者交朋友、打成一片,竹内亮以在华日本人身份进行的主观讲述,呈现了最客观的记录,以此告诉世界发生在中国武汉的真相。

  竹内亮透露,《好久不见,武汉》在网络上走红后,改变了很多外国人对武汉的印象。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对武汉的热爱,“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去掉外国人对武汉的偏见,我们会一直记录下去,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时期。”

  在谈及拍摄纪录片时所遇到的犹豫,竹内亮分享说,“这次拍《好久不见》的时候确实很担心,这个时代谁想看1个多小时的视频?我们差不多1万个点击量就够了。没想到所有平台的总点击量超过了3000万!”

  “我们做视频的人经常吐槽观众,现在观众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看美女帅哥,但这是我们的错误。不要小看观众,观众想看有内容的东西,时间没有关系。哪怕1分钟没有内容也不想看,1个小时、2个小时有内容也想看。真正有内容,时间真的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追求好玩的内容就行了。